红在革命蔓延时 Le fond de l'air est rouge(1977)
又名: A Grin Without A Cat / 没有猫的笑容
导演: 克里斯·马克
主演: 西蒙·西涅莱 豪尔赫·森普伦 达沃斯·哈尼奇 Sandra Scarnati François Maspero Laurence Cuvillier 弗朗索瓦·佩里埃 伊夫·蒙当 Beatriz Allende
类型: 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 法国
上映日期: 1977-11-23(法国)
片长: 240分钟 IMDb: tt0076042 豆瓣评分：9 下载地址：迅雷下载
演员：
影评：
本篇收录于《K-Punk》
文/Mark Fisher
译/nry
上周观看了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的《没有猫的微笑》(Le Fond de l’air est rouge )给我一种略微矛盾的体验:即便它表面上是一部令人失望的电影，但它记录了一个饱含挑战的时代——无论现有的秩序是多么稚嫩、混乱和冲突，都不得不在这个愈加暗淡的时代里去提供一些启示。《没有猫的微笑》最初于1997年发行，但于1992年由马克重赋了89后(post-89)的新尾声，这是对马克所谓“三战”的史诗般蒙太奇沉思:多条分支的革命者或潜在革命者在六七十年代的争斗。马克完全凭档案资料构建了这部电影，没有拍摄任何初始镜头，而是通过巧妙的剪辑去建立联系、联想、伏笔和呼应。就此影响而言，尤其如果你对法国、越南、阿尔及利亚、玻利维亚、古巴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不足了解的话，会让你漫无方向、头晕目眩。你发现自身以量子态跃入拥挤人群的场景中，一旦确定方向，就会突然发现自己已身处别处、身处另一个时间中。马克那由多位演员共同发表的评注——给予你线索与铭文，而非阐释。但马克的目的并非要把67年到77年间的历史作为客观历史，任凭“专家”武断地论证这些事件的意义，更甚，也不是要制作一部先锋版本的《我心1968》(I Heart 1968)，那其中革命者叹息着回顾往昔，并带着对当下“智慧”的柔和鄙夷。不，重点是呈现一种“正发生”的事件，恢复它们(在克尔凯郭尔意义上的)主观性，而“回顾”则在结构上排除了这种主观性。
在影片的第一段，马克的评述悲观地指出，虽然革命者、失败革命者与前革命者将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新左派的形成上，但新右派却并不在注视之下联结起来。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踢球的公示照片经过精心的设计打造看起来既有活力又现代化;雪铁龙的公司总监沉浸于思考“管理科学”(他说，管理科学过于复杂，即使是最有才分的工会成员也难以掌握)，并期望着将左翼之念想合并入那将化作后福特主义的资本。
就今日而言，即便是最为失败的战斗形象也已成为过往，一段从某种意义而言甚至不属于我的过往，它在我于1968年7月出生之前就已结束。然而它的影响持存了几年之久，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我所钟爱的事物的一个未被承认(当时是就我而言)的背景。对我们风暴之后的这一代来说，马克电影中纪录的痉挛意义:当它们的影响完全消退且现实(以及愉悦)原则得以恢复时才能够被理解。马库斯(Marcus)的《口红痕迹》(Lipstick Traces)——其时间纵越在很多方面令人想起马克的电影——它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没有猫的微笑》所记录事件与该片完成之后或多或少在英国发生的类似事件之间的联系。柴郡猫的笑容、香烟上的口红印记、马克思的幽灵:马库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马克开始将破解、反抗和革命视作冷战之后资本的无缝表面上幽灵般的残存物与薄薄污迹。
马克的电影那无法被翻译的法语片名暗示了一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徘徊着、困扰着，却从未变作现实。几年前在ICA举办的马克研讨会上，巴里·朗福德(Barry Langford)认为对于《没有猫的微笑》和一百年前马克思的《法国内战》来说，“不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头几行中所做‘共产主义幽灵’的著名援引，而是一个困扰着马克思和马克的革命幻影——也就是说，革命之恐惧最终将被精确地证明为一个幻影。”如果说马克思和马克担心的是，革命仅仅是一个幽灵，那么我们怀疑的便是，其结果甚至不及于此，那个受灾的鬼魂早已被一劳永逸地驱散了。(甚至“康米主义之死”对于这新现状的守护者而言仍然不够，对他们来说康米主义的死亡还不足够——[…]只有当他们将一根木桩刺入它的心脏，并亲手将其埋葬在午夜的十字路口时，他们才会感到满足。)
《没有猫的微笑》中的争斗或然已经失败，甚至可能已经促成更强烈而有效的反应，但这些事件带来的压力几乎造成了非常直观的影响——通过否决合理，拒绝现实主义，它们不得不改变对工作场所内可接受的事物与日常生活中可能发生之事所抱有的期望。革命是文化性的;也就是说，他们明白文化与政治不可自相鼓励地单独被看待。阿尔都塞和在1968年受情境主义启发的学生们在很多方面都是如此对立，但他们之前在一件事上可以达成共识:文化产物(cultural products)从不仅仅是文化。在他们被那些被恢复的景观(Spectacle)和意识形态装置(Ideological Apparatuses)的谴责中，他们为现在极少有人支持的文化产物赋予分量。
上周，当我与来自其他继续教育学院的NATFHE成员共同参加TUC培训课程时，我感受到了马克的电影所记述的内容与当下现实之间尤为痛苦的比照。这些有关临时工增加、新的惩罚性疾病政策、讲师被解雇并被迫重申工作、强迫施加越来越多的目标和“虚假可衡量(spurious measurable)”的故事，它们每一个都需要进行更多毫无意义的、粉饰门面的文书工作，证实我们各自的已知之事物。继续教育行业陷入危机;它们的问题仅仅是整个英国教育事业中持续扩广的萎靡症状。自1992年以来，继续教育学院脱离了地方教育局的控制，展现了“改革”(即部分私有化)教育即将到来的发展方式。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A等级的填鸭式学生无法应对大学学习，这对于少数A等级教师和讲师来说不足为奇。实现政府目标的压力意味着为通过考试这一狭隘目标而放弃教学质量和广度:教育工具化，完全能够承认，其唯一作用是再生产劳动力。与68年相去甚远，68年那场燎原大火的核心是教育，以及它可能另有问题:它是否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训练营、一所监狱机构？
在上周，马克的过去与我们的现在之间的对比另我想到一件事:第三条道路并不完全是一种幻想、一种意识形态欺骗。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有现实的，那便是官僚主义的现实，便是政治变作行政之后的剩余。
难以相信政府部门并没有比撒切尔夫人之前更受官僚主义的困扰。无可置疑，教育中充斥着这些东西……目标、行动计划、日期规划，并一切都需要以学习和技能委员会的资助为条件，并由教育标准局进行评估，当其威胁不再以侵入性外部实体(invasive external entity)的形式每隔两三年出现以后，就转变为通过臃肿的管理阶层永久保持全景式(panoptic)警惕，决意通过过度偿还(over-compensate)以为充分保证机构安全，从而融入机构本身。这就是教育中“市场斯大林主义”的现实。
有没有办法去挑战或遏制那迟缓、僵固而贪婪的扩散？只有通过就现在而言不可思议的集体行动……只有意识形态气候的改变……只有文化氛围的转变……始于何处？当我们正竭力寻找那可能的裂缝时，官僚机构，那只灰色的钢铁蜘蛛，正不厌其烦地转动它的灰网。
从巴赞的定义出发，马凯的《西伯利亚来信》开创了记录散文的先河。“他不仅乐于使用胶片能提供的一切，还不惧怕不同材料之间调性（ton）和风格的断裂。”“在克里斯·马凯电影中，构成电影原材料的，不是影像，也不是评论，而是思想（les idées）。”
《没有猫的笑》也是这种挥洒自如的风格的最典型例证之一。在这里，围绕着60年代的某一具体事件，来自不同立场的多重话语和图像形成了一枚层层包裹的时间之茧，在话语与话语的间隙、影像与影像的重叠之间回荡着各种各样的回声、共振、重音。
通过多重话语的共振与影像的叠印，马凯成功地建立起了我们对于60年代最为深刻的印象：全球性与在地性的奇妙交错，才是60年代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财产。
从话语出发，观众也得以重返60年代，借此召唤那些历史舞台上的幽灵。
The fragile hands
在第一小节的结尾处，马凯点出了副标题The fragile hands的意思：“工人们应该从学生们脆弱的手中接过斗争的旗帜。”由此引出了一条60年代的重要线索，即学运与工运的联合。影片对五月风暴的呈现也涉及了这个关键问题。
我们或许可以说，法国五月风暴与美国反文化运动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美国青年是在用文化的方式反抗，而法国青年自始至终表现出了更直接、更强烈的政治性诉求。索邦大学的学生说：“如果你只是想要一场改革，那你还在这待着干嘛？”
但是，围绕着法国学运还有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如果说正是学生运动引发了后来的工人总罢工，那么归根到底法国学生与工人之间的联合到底有多紧密？
工人罢工中的标语：团结学生马凯的影片尝试着给出了一种回答：有联系，但仍然不够紧密。或者说当面对强权，所有对于联合的错觉终究会烟消云散。
法国五月风暴由1968年5月3日索邦大学的学生抗议宿舍制度开始，但当工人开始加入抗议队伍之后，两个群体之间的分歧也显现了出来，比如影片中呈现出的抱怨学生不理解工人们的诉求，工人们并没有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等等。最后由公会代表与政府签订协议，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五月风暴草草收场。
从历史上来看，与法国五月风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意大利漫长的60年代，一轮又一轮的斗争、抗议最后发展成了激进组织Red Army，他们直到1979年才被逮捕，1978年甚至还绑架了意大利总理。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是学生下到工厂、是工人主义理论的发展、是工人自治组织的成立，换言之是学生与工人的紧密联合。
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的五月实在结束得太快，革命的浪潮还没有完全深入下去就被掐灭，从而使得五月之后的失落也来得如此强烈。
但法国并不是完全没有学生与工人联合的例子，在戈达尔和戈兰的《一切安好》中，我们看到在1968年6月学生挺身而出，支援雷诺车厂工人。马凯也呈现了这个场面，但与此同时一段画外音却在评说：“这些工人被所谓的学生欺骗了，他们以为学生们真的会来帮助他们。”在这里，画外音体现着一种作为旁观者的权威，它重新定义了影像。声音与图像的背离刺破了某种悲剧的现实，影片也逐渐由第一部分“脆弱的手”逐渐过渡到第二部分“被切断的手”。
Revolution in Revolution
1968年6月2日，伊朗的国王（shah，沙阿）访问西德，沙阿原定于当晚出席歌剧院观看莫扎特的《魔笛》。西德政府此举引发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在抗议中一名学生Benno Ohnesorg被警察射杀。
同年4月11日，德国学运的领袖Rudi Dutschke也被击伤，而他当时仅仅只是在街上骑自行车而已。
马凯引用了Rudi Dutschke的话“Revolution in Revolution”，并认为这是理解60年代的关键。这个词组也作为法国哲学家Régis Debray所写的书的标题出现。马凯接着用委内瑞拉革命和卡斯特罗的讲话来说明他说理解的“革命的革命”。
1967年3月13日，古巴革命的领袖卡斯特罗宣布与南美正统共产组织决裂，他在讲话中提到游击战才是最有力的革命形式。的确，化整为零的游击路线和扁平化的组织架构都是古巴革命的宝贵实践，在革命早期，卡斯特罗也如此强调：“古巴革命不是红色的，而是绿色的。”卡斯特罗有意识地将古巴革命与由苏俄开创的革命路线相区别，其实表达了一种更为激进的思想——对先锋party的抗拒（革命）。
配合着丛林游击战的画面，马凯的画外音继续思考：“在这里，party不再是先锋性的唯一代表，它可以被质疑。极左人士急迫地声明，party系统地反对武装斗争，但事实并非如此。问题在于，谁领导游击队？对此，古巴的回答是：Douglas Bravo（委内瑞拉游击战领导者），切格瓦拉，以及革命的革命。”
马凯最后的结论尤为重要：“在委内瑞拉，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分裂已经开始了，这种分裂将游击战变为了没有矛的矛尖。”这种分裂即指向卡斯特罗与南美正统共产组织的决裂，也指向Douglas Bravo被开除出委内瑞拉party的事实。
革命的革命将游击战变成了“没有矛的矛尖”，同样的文字游戏正呼应了影片的标题——摘自《爱丽丝梦游仙境》一书中的表述——“没有猫的笑”。在这里，马凯表达了对“革命的革命”精神的并非全盘接受的反思。
在影片第二部分，1970年，委内瑞拉游击战的领袖Douglas Bravo承认，他们错误地使用了Régis Debray提出的游击理论（Foquism）从而导致革命陷入危机。没有矛的矛尖一词形容的正是这种孤立无援的困局。
Sous les pavés, la plage!
影片第一部分的重头戏无疑是对巴黎五月风暴的呈现。马凯不惧怕影像风格的撕裂，于是将学生们在街垒上奋战（街垒作为继承法国大革命传统的象征意义无需多言）的画面与同一条街上平静的生活景象快速剪辑到一起，强烈的视觉刺激凸显出革命作为例外状态的特性，同时也强调了革命作为对日常的内爆所具有的那种打开一种可能性的威力。当年的现场转播作为画外音让观众重新体会到激烈的革命氛围，但眼下一切革命的痕迹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五月风暴中的拉丁区Sous les pavés, la plage.这句标语的意思是“路面之下，只有沙”，当学生们为了建造街垒而将人行道上的石头翻开，却发现下面只有沙粒时，这句标语因为体现了一种对资本主义脆弱性的揭露而被迅速传播。
路面之下，只有沙Bejart,Vilar,Salazar!
马凯不无讽刺地说道：“7月，在阿维尼翁，革命找到了它最主要的敌人，让·维拉尔（Jean Vilar），这一次他们还想出了一个愚蠢的标语：Bejart,Vilar,Salazar!”
这句标语是三个人名的并列，一名舞蹈家Maurice Béjart，一名戏剧导演Jean Vilar，以及一名葡萄牙的独裁者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让·维拉尔是阿维尼翁戏剧节的创始人，也是推动法国大众戏剧（popular theatre）发展的重要人物，正是他重启了法国国立大众剧院，积极地动员非资产阶级观众，让戏剧真正为大众服务。有意思的是，新浪潮祖母瓦尔达最早也是在国立大众剧院开启了她作为摄影师的职业生涯。
在1968年第22届阿维尼翁戏剧节上，阿维尼翁市长禁止来自美国的剧团The Living Theatre上演他们包含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剧目《Paradise Now》，由此引发观众抗议。
针对这次抗议，马凯说道：“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践行五月精神的方式，放弃得如此之快，批评得如此盲目。”
打倒资本主义戏剧节A grin without a cat
如果说影片的第一部分展现了“笑”——一幅在全球蔓延的革命图景，那么第二部分就是用冰冷的历史驱散了对革命的狂热，彻底暴露出“没有猫的笑”的现实。
1972年智利军事政变，民选总统阿连德自尽于总统府，智利随后进入血腥的独裁统治时期。马凯苦涩地说：“你永远不知道你在拍摄什么。1952年，我以为我在拍摄赫尔辛基奥运会上的智利马术选手，结果他竟然是中尉Mendoza，后来的将军Mendoza（智利政变的主谋之一）。”
从60年代断代的角度来说，美国学者詹明信给出了这样的方法：60年代开始于古巴革命，结束于智利政变。而切格瓦拉和阿连德，这两位领袖分别代表了拉丁美洲斗争过程中的两种路线，一暴力革命，一温和改革，但最后都免不了尸骨无存。革命者倒在革命的路上，改革者死在资本主义的枪声里。
60年代结束了。马凯说，共产主义之梦结束了，资本主义赢了。在法国，戴高乐下台了，但所谓的左翼党派大联合也只是在不断制造分歧。
在三小时版本的最后，是马凯于1993年重新剪辑时添加的影像和画外音。“现如今的标语对于60年代的人们来说不具有任何意义：boat people（偷渡者），AIDS，撒切尔主义……这部电影是献给新左派的，献给那些坚定地反对斯大林主义（如影片中所强调的，斯大林主义等于一种内生性地对民主的阻碍）的人，但他们也落入了同样的旋风之中。”
“他们（新左派）与斯大林主义一同死去了，就像奥逊·威尔斯电影中的蝎子和青蛙一样，这是他们的宿命。”
60年代的参与者们曾经以为那是一段革命的开始，最后发现那只是错觉。冷战结束之后，新左派的知识分子们无疑感觉处于一种很尴尬的立场，他们所反对的事物部分地消亡了，但另一部分却愈加坚固。当前苏联和东德成为了一段没有人愿意去回顾的历史，那些反抗的幽灵也随之永远地失去了被召唤的价值。
在影片最后，马凯感谢了所有提供影像资料的人们，这部电影在运用档案资料的意义上是如此地出色，它成功地唤起了那个已经死亡的60年代。
- Chris Marker拍竣於1977年的A grin without a cat《紅在革命蔓延時》其實是往前十年間，即1967年以降遍佈世界各地的諸種革命記錄。當中包括了許多早已被過度演繹作成符號，流連於不同文本卻讓陳某這一代年青人不知其所以然的火紅事蹟。比如是陳某首先在《斯德哥爾摩情人》中讀到的智利阿連德、米蘭．昆德拉掛在口邊的布拉格之春、Rambo裡面的越戰、《戲夢巴黎》內的五月風暴甚或是《一個人的聖經》讓我確實認知到的中共文革，以至長毛汗衫上的哲古華拉都一一被這部長達三個小時又十五分鐘的紀錄片包裹在內了。
另外，認識Chris Marker的人都應該知道，他除了從事多種媒體創作外，同時也是一位足跡遍佈地球多個角落的遊人。這點也從本片許多非官方、非主流媒體式的遊行紀實鏡頭中反映出來，讓人明白Chris Marker確是設身處地在革命群眾當中，並未如站在高處斜睨眾生的高檔知識份子一般，也就因此特別叫陳某欽佩。
但由於電影包含的內容太多，洋人外文的運轉速度太快，說來也無法讓陳某對上述各項加深了幾多認識。不過Chris Marker的影像始終展現了其應有的力量，陳某於觀影過後還是沉下了一整顆的心。
陳某本來想要去感受一下革命的火紅熱情，但Chris Marker卻選擇道出真相。他讓迷信群眾力量的陳某從上述被過度標籤的事蹟中清醒過來，他把這些革命中真實而弱小的一面告訴了我。而究竟接著該往何處去的問題，則以片末於荒野逃避直升機上神鎗手追擊的狗兒命運造為解答：
一望無際更顯無處容身，縱聲嘶力歇，終究還是走不得。
僅餘下最後一聲哀怨。
步出戲院，陳某給自己提了兩個問題：
一、為甚麼當年美國參加越戰會遭遇到幾近全球的反對浪潮，而今日美軍對他國的暴力鎮壓卻相對地讓這麼多人覺得可以接受？
我嘗試先撇開兩代人對時事的關注程度不談，就事件和大環境的差異出發。
事件：
越戰是別國內部的政治衝突而近年的不論是伊拉克還是阿富汗均被定性為對他國有害的反恐目標。也就是說，當年美國參加越戰僅為政治意識上的角力並未有如今日的反恐戰爭般出師有名。
環境：
越戰時期正值冷戰兩邊陣營對抗得至為熾熱的一段日子，加之當時歐洲盛行著新左翼思想，他們的矛頭本來就指向美國，再經跟左派對著幹的越戰參興，自然讓美國更加惹火。反觀當代美國經傳媒的渲染下，以一個於恐怖份子手底下無辜受害的角色跟聯合國一道出兵，遭遇到的反對聲音相應被減至最低也確實無可厚非。
但如果今時今日我們還有一個JOHN LENNON存在的話，情況會變得比較接近嗎？
或者有說兩件事情根本不可比較，越戰糾纏的時間和傷亡的人數比今日的反恐戰爭多上了不止百倍。但如依此思維出發，也即武器較有效率的話，使用武力就變得愈來愈容易讓人接受了嗎？
那麼我們不是反戰，而只是反傷亡罷了。
二、那個年代的人們對意識型態有堅持，會為此展開抗爭，而且主導的都是沒有利益衝突的學生，可今日我們還會有這樣的堅持嗎？
這個答案就更加明顯了，活在後現代氛圍的我們早已變得務實，不再對烏托邦社會抱持幻想，對於改造社會的宏偉敘述我們已吃虧夠了。但陳某不認為我們這就失卻了全部的希望。我們只是變得清醒，了解到有很多零碎卻逼切的問題需被先一步解決，於是這一代的抗爭以保護弱勢社群為主。
這個答案比較簡單，可對於曾經把革命浪漫化的陳某來說卻是不易接接受的。我仍然會為抱持宏大理想的抗爭而感動，就像阿連德於智利的９１１中被活活炸死於總統府後，藉由女兒於古巴向卡斯特羅傳達的這番話也終究讓我掉下了淚水。
「卡斯特羅，我說過我會做好自己的工作的。」
縱然我知道阿連德其實很愚蠢。
留得青山在啦。
最後想要提一下，紀錄片內讓陳某至為印象深刻的一句話：
「德國人當時都懂得對巴黎手下留情，我們現在的學生反而想要毀掉這裡。」
這是在五月風暴的部份中節錄出來的訪問對白。
革命的光環終於被摘下了。
這反而讓陳某找到出路。
我們該不時停低提醒一下自己，這分鐘，別個世界裡受苦的人正在想著些甚麼了。
所謂化悲憤為力量，可以並不止於是個人悲憤的。
陳某要和平又要抗爭，ＷＥ ＢＬＯＧ！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严重，宅在家中花了两天才断断续续看完了这部对缺乏背景的我来说有点混乱的纪录片
以前看《现代启示录》的时候，看到美军的直升机一边放着瓦格纳一边横扫时还觉得很超现实；现在看到真实战场的记录片段才感慨这原来都是真的...
直播扫射
兴奋的美国小哥在用炸弹汽油弹生虐越共的时候，满嘴不离outstanding/fantastic...
水刑当然这一切都得怪美帝，不但直接参战，还间接扶持训练各种军事组织
培训课程美帝这时JFK还没上台，某些势力还挺嚣张
在DC发传单的white extremist格瓦拉一辈子各种流窜，还是没搞懂为何他不愿意去卡斯特罗的古巴，而非得去刚果、玻利维亚之类的地方开启船新的革命生涯
死状据说格瓦拉的被俘让玻利维亚政府很为难；因为无法处理这种偶像级别的政治犯，只能让他一死了之
影片花了不少时间在五月风暴上，但缺乏相应知识背景的我基本没看懂
法国年轻人对革命的向往...街头闹事放火的学生嫌弃小资产阶级们革命性不够，一点好处就能收买、一点坏处就担心无政府状态下买不到食物；而围观大妈则指责这帮暴徒连当年入侵的德国人都不如...
布拉格之春时，当地的代表们在秘密会议上给出了对自己国家的方向；但是事后被全盘否决，相应人员全部罢免
有影像有录音，还是不被承认的会议勃列日涅夫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控制倾向似已路人皆知
街头涂鸦都少不了最后坦克开入，看似直接控制了局势，但也是大家庭的转折点了...
被当地群众质问的苏联贝塔这个时代本不应忽略中国，但估计当时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下国内没有给国际友人太多资料
除了一段面目狰狞的样板戏...
这段影片被处理得很诡异，难以想象曾是一代人的启蒙教育日本也因为水俣病而入镜
中招的猫
中招的人
被受害者家属质问的智索株式会社社长
被受害者家属质问的智索株式会社社长对成功的卡斯特罗也有很多描写，还提到了他演讲时总是在调整话筒的手
闲不下的手到了莫斯科才发现这边的话筒调不动...
假装镇定影片还穿插了多个革命者的采访，地点涵盖了办公室、电视台、监狱、深山老林...总之就是一副革命旗帜插遍全球的架势
PS：影片开头的一段混合《战舰波将金号》与真实新闻片段的蒙太奇很有煽动性；不难想象如果结合着雄壮的背景音乐在大屏幕上看到这部电影，会对精力过剩而又充满负面情绪的年轻人起到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