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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翼灵雀 Skrivánci na niti(1969)

简介:

    捷克“胜利二月”后的一处废铁回收厂里,因宗教信仰不愿在周日工作的厨师帕维尔(Václav Neckár 饰)与检察官、哲学教授、奶牛场主等人组成的一只劳动小组正在罢工,昔日工人、如今他们的头头奉命带领一支剧组来这里拍摄宣传电影,导演获悉罢工后拂袖而去,但这次拍摄却把帕维尔和在附近劳改的美丽女犯基塔(Jitka Zelenohorská 饰)的手牵到了一起。贸易协会派人劝解罢工,反被奶牛场主反诘,而奶牛场主也至此不知所踪。同时看管女犯的法警结婚了,而工人们只能唠着哲学与艺术的话题偷窥女犯人们。不久少先队员来访,教授质问带队的辅导员,结果他也不知去向了。基塔终于答应了帕维尔的求婚,两人进行了一场缺席婚礼,最后大领导视察地区工作,帕维尔向他提出了跟教授一样的问题……

演员:



影评:

  1. 这部捷克的影片,让我想起了刚刚看过的加拿大拍摄中国现实的纪录片《人造风景》,不光是堆积如山的垃圾外景,还在于那种体制之下人的荒谬性。对于《失翼灵雀》,中国人有着太多的会心之处。我们有着共同的体制,我们有着一样的经历,那样的生活我们是那么的熟悉,里面的思维甚至口号,我们就在昨天还在重复。只不过在捷克,这段生活已经成为历史,可以将其在电影中表现出,而我们却仍然在历史中,每天仍在生活中体验着。
    《失翼灵雀》的场景,基本上在一个巨大的废铁堆里进行,虽然人物众多,其实只有两类:管制者与被管制者。管制者包括官员、狱警还有前来拍摄纪录片的导演等等之类的人,他们能够决定被管制者的命运。而被管制者基本就是在这巨大的废铁堆每天忙碌着的人们,这些人其实也分为了两类。一类是男人,他们是过去的哲学教授、法院检察官、厨师、浴缸制造工匠、奶牛场主,还有吹萨克斯管的,这些职业都是资产阶级有职业,他们只能来到这里劳动改造,为国家锻造更多的钢铁。他们具有一定的行动自由,可以发点牢骚干点其他活。而另一类则是女人,他们是犯人,穿着相同的狱服,在一个新婚燕尔的狱警的监视下,每天规规矩矩地在垃圾堆地清理废铁。他们大多因为偷越国界,想抛弃社会主义的道德优越生活,去追求资产阶级腐朽生活而被逮捕的。
    一群不合适宜的老少爷们,一群追求资产阶级生活的女囚们,中间是一堆乱七八糟的破烂,本身就构成了一幅很荒谬的情景。长久的相处,无聊的工作,异性的相吸,双方渐渐有了互动。荒谬的工作与生活之外,人性的温暖在滋长,爱情之花也在废铁堆里绽放。在那种充满着程式化和标语化的环境中,在冰冷的丑陋的破铜烂铁中,人性的复苏真是一个极大的反讽。人性的复苏不仅指的是这些被改造者,也包括着那些改造者,连狱卒也参与到两个低贱之人的婚礼之中。不仅指的正常的让人温暖的人性,也包括那些平时包裹于政治之中,看似与人性绝缘的官员,也有着欲望的横流。那个平时衣冠楚楚一本正经的工人阶级出生的官员,每天的最大的爱好却是偷偷地为吉普赛女人洗澡。看来,以高尚的名义或者崇高的理想所禁锢的人性,反而会朝黑暗的方向爆发。
    在这片垃圾堆里发生的一切事,其实与这个国家这个体制中任何地方发生的事都一样:崇高的理想下面充斥着无耻,激动人心的口号下面饱含的辛酸,冰冷的规条下面却是无尽的荒谬。人们可以因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而低贱,如浴缸制造工匠,仅仅只是因为他满足了资产阶级的欲望;可以因为自己的思想而有罪,如哲学教授,他描绘放弃资产阶级颓废文学;可以因为坚持自己的原因而被贬,如法院的检察官,只是坚持被告有权利为自己辩护;可以因为自己的信仰而被改造,如厨师,他只是因为宗教习惯不在星期天工作。最可笑的是那个吹萨克斯管的人,他被下放劳动改造,仅仅因为他所演奏的乐器是资产阶级有。而那些年老或者年少的女人们,无论是享受过优雅生活的老太太,或者对于生活怀着天真浪漫幻想的年轻少女,也是因为想追求美好的生活而成为囚徒。这个体制的荒谬之处在于,他们认为可以用边界用封闭用囚牢用劳改,来封锁住人的思维与追求美好自由之心,然而事实证明他们能禁锢住的只是身体,而心却永远能够自由飞翔。
    这部影片让我感慨的是,在影片中我们会认为这一切都很荒谬,我们甚至会为这种荒谬而发笑,并谴责这种灭绝人性的荒谬,为何在现实在我们却甘之如饴地生活在这种荒谬之中而不自觉,即使自觉到这种荒谬而不想摆脱,甚至有的人还会为这种荒谬辩解,为其寻找其存在的合理性?这种荒谬的体制已经存在了将近百年的时间,虽然在世界大多数地方已经被抛弃,但在这块土地上仍然长存,且这种荒谬不因地域而改变,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它给人类带来的苦痛,已非任何其他思潮或者体制所能及,然而其却仍在为自己高唱赞歌,还在以崇高的理想与言辞为自己粉饰,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荒谬。也许是因为我们久在荒谬之中,已经习惯了这种荒谬,已经将这种荒谬当成了正常的生活逻辑?
  2. (本文首发于「水朝夕」微信公众号及2023年年刊)

    伴随着机器的轰鸣,远景镜头摇过原始而简陋的工厂景观。字幕卡,紧接着长段的俯拍。几个角色依次出现,理发、躺卧、远望,生锈的转轮与钢筋丛,摆弄出引人会心的姿势。谐谑和假装优越的语气后,话语出现,引导观众看到出场的典型的油头粉面的公务员形象……捷克电影似乎天然带有幽默的气质,群像被几乎毫不相关的面孔与身份搭建,我们知道,这个看似荒诞且不稳定的系统背后,指向的是政治的天气。随着摄影机的运摆,目光所及,同样是处于工厂中持续工作的机器。围绕着剧场与搭建的场景,醒目而直接的装置表演不断进行。

    1990年,这部由伊日·门泽尔(Jirí Menzel,1938-2020)导演,捷克著名作家赫拉巴尔(Bohumil Hrabal,1914-1997)原著编剧的《失翼灵雀》在被封禁二十余年后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这部电影让90年代的影迷们重新认识了捷克电影新浪潮,获得了第40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最佳影片。20世纪60年代末,捷克电影跟随欧洲新浪潮那股自由的精神,短暂地融入了影史的语法革新的队列,又在布拉格之春后跌落为禁忌,转化成危险与堕落的隐喻的形式。

    《失翼灵雀》的创作在1969年,却并未像祖拉契克(Pavel Juráček,1935-1989)与朱拉·亚库比斯克(Juraj Jakubisko,1938-2023)那样落入政治隐喻的抽象的极端。1970年,祖拉契克和亚库比斯克分别以高度反叛的超现实主义与密集的隐喻建构出神秘而讽刺的《为年轻刽子手的辩护》和具有地狱般视觉呈现的《地狱见!我的朋友》,近乎疯狂地在影像中涂抹年轻导演的那些尖锐的不满, 以热烈的情绪对抗当局对艺术的冷冻。而“弦上的云雀”(Larks on a String),影片的题目就隐含着赫拉巴尔式的譬喻。政治性的“晦涩”在布拉格之春后成为多数艺术家创作的底色,伊日·门泽尔却逆转了以往讽刺的姿态,使这部《失翼云雀》充满了浪漫的基调。天真的造物被人为的系统束缚,题目已暗示了“自由”其字面意义的丧失。比起祖拉契克与亚库比斯克的创作,这部电影更像沃依采克·雅斯尼(Vojtech Jasny,1925-2019)同年的《一切善良的市民们》。含蓄到近乎模糊的讽刺,远离城市与政治的场所,底层的视角与浪漫主义的写法展现出影片中的群像。自然和幽默感在影像呈现的乌托邦中运作,斗争与新生的青春,被不经意地剥落。局限施展,而后坍塌。破败的物件与原始的视觉,惬意的动作后汹涌着高层建筑无处不在的施压。

    开篇工厂的工人逐次介绍,工厂环境搭建出奇特的景观。延续出片名之前的摇镜,摄影机呈现出高低抬升的层次。面孔与工厂的景观交错,位于画面上部和下部的群像如油画般分别呈示,对应介绍的话语,面向的并非观众,而是讲述者边缘沉默的陪同。若干可爱的形象被寥寥几句粗暴地带过,我们只能等待往后的情节将他们逐个展开。沉默者在摄影机视野的盲区跟随着我们的视线,无声地指向高层建筑引人怀疑的在场。处于旁观位置的我们似乎也能看到背后宣传机器的运作,制度化的反差,主体性丧失其中,建构出我们对这部电影最初的认知。

    影片开始的15分钟,除了诅咒与处理文件的手部动作,角色几乎始终位于中景或远景,摄影机同赫拉巴尔刚刚进入陌生的场景,隔着与他们对等的身份处于旁观的边界处观察——而诅咒的面部特写似乎成为写作的注意力的表现方式,预示着影片末尾的跌落。正如赫拉巴尔的写作,我们终究会进入角色身旁与他们进行平等而亲密的交互。到了午饭场景,所有工人们坐在一起吃饭聊天,扮演的夫妻隔着长段的距离,偶遇后的微妙表情通过光线联系。正反打,景别不断靠近。起初拍摄餐桌的中景还包括了其他的角色,逐渐仅仅留下青年男女的生动的特写。周围的角色并没有被悄悄隔离在画面之外,他们欢快的聊天声依然在画面中回旋。摄影机在几次动作后接近了角色,如同坐在他们身边共同交谈。角色们的动作也逐渐成为摄影机的动作:凝视远处异性的餐桌,观察监管者的神情,在默许下偷偷僭越。

    《失翼灵雀》的摄影机与赫拉巴尔观察他笔下底层的角色们的行为似乎具有连贯:处在角色身边,始终位于表层观看。门泽尔始终没有尝试侵入工人们的隐秘的想法与真实的疲态,而是尽可能捕捉他们所有巴比代尔式——浪漫又或许有些可笑——的行为。情感和内心活动的对外表现都近乎扮演地通过对话呈现,摄影机融入共同生活的场景,展开为乌托邦景观的陈列式拍法。少先队员踏着歌声闯入现场,带着同样的对于社会制度的初级理解;被过滤得仅剩乐观的现实,危机隐藏着展开,观众与读者差点忘记这些看似浪漫的行为背后可能藏匿的事实。失踪的乳品店主几乎被遗忘,不经意的质问,侧漏出那些事实的旁面。

    这种怜悯而平等的观看当然可以用影像道德的话语解释:那些熟悉赫拉巴尔文学的出身无产阶级的电影作者自然不会用或许凝视或许审判又或许剥削的角度拍摄他们镜头下可爱的无产阶级形象。当所有隐秘的情感状态被剥削了隐私的集体生活否决,所有语言的出口都必然进入敞开而面向一切表现积极乐观的倾向。相反地,影像道德主义也辩证地使用在工头形象的建设。监视的动作被观众带着预设的耻笑意味观看,而后与孩童面孔亲密交互,经历短暂的可爱,马上侵入其私密的生活:“浴缸准备好了吗?”被无情揭开的道貌岸然,几次洗澡与帮他人洗澡的姿态就已能看出虚伪和腐化。影像道德的话语在这短短的几个场景逆转,各个意义的讽刺。

    赫拉巴尔之后我们再次引用歌德:唯独太阳有权利身上带着斑点。讽刺成为捷克文学重要的形式,安东宁·马萨(Antonín Mása,1935-2001)在1967年拍摄《陌生人的旅馆》,就将其运用到了夸张的程度。抽象的陌生旅馆,所有浅层的表意都被抛弃,逻辑与没有逻辑转变成超现实主义的叙事要素。出不去的旅馆和卡夫卡进不去的城堡对应,冷漠、虚伪和罪恶的谎言构建了极为先锋而讽刺的故事。群像的塑造呈现为荒谬而零散的符号,怪异事件的联结却表现出意外的逻辑的表征。默片形式的借用强调出影像整体的喜剧风格,就像捷克幽默文学里赫拉巴尔笔下的印刷厂的老工:处于“过于喧嚣的孤独”,喃喃自语地扣紧了自我嘲笑与讽刺的基调。

    谈论捷克文学的幽默类型,或许昆德拉才是更为合适的引证。赫拉巴尔底层笔触所呈现的那些巴比代尔式的滑稽而不自知,我们很难说清,究竟是内化的讽刺还是对苦痛的稀释。亚罗米尔·伊雷什(Jaromil Jires,1935-2001)1969年的《玩笑》将所有的讽刺及相关的理念融合,有关怀和哀叹,叙事手法充斥着嘲笑的语气。“幽默和嘲笑是最高的认识,忧伤的事件变成怪诞的事件,变成趣事轶闻的影射与暗喻。令我感到恐惧的一切事情在怪诞的视角下统统变成了幽默。而从永恒的角度看,一切都是玩笑。”(赫拉巴尔:零星思想拾遗,摘自《家庭作业》)《失翼灵雀》不乏这样的玩笑,看管的角色在家里与妻子追逐,几个场景前的婚礼的谐谑的Minuet成为了家中背景的音乐,而后妻子失踪——出现在柜子顶部。几次正面的疑惑的表情与动作的捕捉,挑逗目光下流露出无奈,“看管”竟也成为了观众眼中可笑又可爱的巴比代尔。

    沉重的对话过程,镜头切换过几组角色,短暂的分离。牛奶厂主(还是教授?)被挟持到入口处的场景,角色在画面下方仅仅露出身体的极少部分,被带走——过于平静地——不引起任何注意便在故事中消失。而工厂另外几对情侣的约见,男女居于画面两侧,距离很近,看上去视线却被拉开,俯角镜头下情侣与远处的看管,在摄影机画面中同时处于被监视的状态。现实的婚姻以设计而诡异的表演开端,慢慢发酵为真挚的情感;几次婚礼场景的变奏,手续与政治的审查将其层层缠绕:民宿的程序为制度性的暴力所控制,相似的情节在同年兹德内克·斯洛维(Zdenek Sirový,1932~1995)的作品《葬礼》中得到了更多书写。捷克电影作者们相似题材的协作与各自的理解,也产生了许多有趣的互文。

    政治的讽刺当然是幽默,捷克新浪潮电影中我们也常常能看到童话般的意象。看过捷克60年代的新浪潮电影后再重新审视原来的捷克电影,如亚努西克的英雄史诗与沃依采克·雅斯尼早期《危险的恋爱》,不难看到许多革命宣传与板结的工业化电影的痕迹。解冻。新浪潮多么可贵的叛逆与革新。其实捷克的文学早已存在发展为前卫形式的必然,以明确反抗现实主义掩饰宏大叙事的抒情传统。通过《我是谁》的自述赫拉巴尔就表现出对超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敏锐嗅觉,他的文学与捷克电影的浪潮同时发生,文本的改编与协作,阐释的关联打开,如此多与之对应的剪辑与拼接的电影意识,也如嘲弄般地介入。

    视觉呈现的先锋内化为写作的童话般的想象力,捷克新浪潮的导演们致力于用那些崭新的影像语言描绘他们看到的丰富世界。维拉·希蒂洛娃(Věra Chytilová,1929-2014)《雏菊》那极致的浪漫,在尤拉伊·赫兹的《魔格亚娜》与沃依采克·雅斯尼的《一日一猫》中更为典型。以讲述童话的形式开启童话般的故事,即使故事时而土时而毫无新意,运行的逻辑竟依然出乎意料地超现实主义。长期的压抑后,朝向外部世界的长久而专注的凝视被扭曲至神秘的境地,变成了我们的直觉。赫拉巴尔说,“神秘是极度自然的精神状态,比想象更高一层,是一种直觉。”

    神秘的童话般的直觉赋予了影像以游戏性,即使悲痛的主题也表现出这些游戏的自由。《大街上的商店》的民族压迫,悲剧性抵达终点,死亡,又快速落入超现实的意识。《失翼灵雀》则以始终被提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初级理解构筑影像的童话属性。工厂的运作对应「这个时代碾碎了你」「把阶级属性填进熔炉」等话语,熟悉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词汇在如今——到电影重新得以放映的1990年——甚至是在当时布拉格之春与法国五月风暴发生后的1969年,都看起来如此谐谑。

    工厂的布景与巨大的钢材与机械,集中营式的澡堂,看起来很典型的奇观/寓言素材:根据影史经验,只需让角色在奇观搭建的场景麻木反复地劳作,就能直观地拍出那种巨大体制压迫其中沦为符号的人们的童话。事实上,后来沃依采克·雅斯尼在电视电影《我们》中就实现了这样抽象的装置表演的设计,那些科幻所想象的“工厂”已经不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工厂,影片的外观也背离了新浪潮时期的自由和浪漫。有趣的是,门泽尔的《失翼灵雀》似乎看不到那些令人恐怖的机器与劳作者的关系,所有可能产生的恐怖都被尽可能解除。危险的机器围绕着劳作者运动,即使有时巨型的齿轮直接出现在前景,遮挡住所有的角色,他们始终以平等的姿态同时被摄影机呈现——甚至变成躲猫猫游戏的道具。角色们不像在场景里表演他们的劳作,而是在钢材与固废垃圾的前后与机械装置一起进行劳作:似乎“劳作”才是拟态以外始终存在的唯一影像要素劳动有时也伴随着劳作过程的对话,首先呈现声音,再随着劳动躯干的动作与镜头运行缓慢推进到相应的位置。劳动成为表演以外的自觉行为,仿佛在影像的韵律中流动。即使是集体宿舍的休憩时间,萨克斯的声音与工友们在窗边漫无边际的聊天声重叠,“资产阶级的乐器”,镜头中呈现的依然是流畅的整理与打扫的动作。以及男女主角的调情,坐在画面两端,手里仍然在继续着清洗的动作。有时相反,劳作的声音围绕角色们亲密的动作——所以上下铺房间的场景,那念诗的情节才如此可爱。劳作间的短暂休息,画面上方与下方的角色以上下铺奇怪的身位分割,镜头在室内摇摆着高低运作,上而下下而上地将面孔轮流呈现特写。电影的语言如同赫拉巴尔流动的文字,流动的不仅是读者阅读的意识,还有角色的行为。演员的身体与观众的意识建立了《过于喧嚣的孤独》开篇将文字阅读作为酒精溶解于身体的譬喻,通过劳作给出呼吸般流动的观感。

    世界上唯一可怕的是僵化,是板结、垂死的形态。赫拉巴尔通过印刷厂老工的意识流动与黑格尔达成了共识。根据创作的惯性,《失翼灵雀》还是更适合与布拉格之春以前的捷克电影比较。我们不妨放下那些喧嚣的孤独,以此为时间的节点,再重看职业生涯遭禁以前那些赫拉巴尔作品的文学形象与电影形象的对应:巴比代尔(Pábitel)形象的塑造,在首部出版的《底层的珍珠》就表现出前文所提及的流动特征。幽默与黑色幽默成为他们令人不快的生活的装点,他们始终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引人发笑的想象力的驱使下,话语成为回忆与幻想的唯一出口。于是话语也放大了他们的个性,减少了作者与叙述者的判断,为捷克的电影作者们留出了许多空间。1965年,伊日·门泽尔与薇拉·希蒂洛娃、亚罗米尔·伊雷什、杨·涅梅茨、埃瓦尔德·朔尔姆五位导演将《底层的珍珠》改编为电影,引起了巨大轰动。门泽尔在短篇《巴蒂斯贝克先生之死》里保留了许多有趣的对话,装在酱油瓶子里的饮料,世界上最好的汽车,莫扎特的朱庇特,以及残疾人对于自己失去的双腿不断重复的调侃与故事的讲述。

    《底层的珍珠》以后,捷克影坛涌现了许多杰出的作品,以琐碎的日常细致地摹写人们生活与情感的状态。斯特凡·乌赫尔《网中的太阳》与米洛斯·福尔曼《金发女郎的爱情》拍摄青年的挑逗与困惑,伊凡·帕瑟《逝水年华》则呈现老年的生活。通过《底层的珍珠》就已经可以看出捷克电影浪潮的各位导演的日后的风格,算上伊凡·帕瑟改编的《乏味的午后》,几乎是布拉格之春前所有与赫拉巴尔相关的导演的总和。与《底层的珍珠》影片的成功的同年,赫拉巴尔创作出中篇小说《严密监视的列车》,又在后一年很快被门泽尔改编为同名电影。从《严密监视的列车》到《失翼灵雀》,伊日·门泽尔电影均展现出高效而连贯的叙事质量。Václav Neckár饰演的少年在两部电影中都表现出质朴的高尚,群像的书写也可见的好:开头女工的玩乐,到废弃的钢铁产物与面孔的交织,再到后半段情感浓度被推至高位,围炉烤火的表情与手部的特写,而后旋转着与火花起舞,再转入俯角,伴随着美好的配乐。正如前文所说,工厂的场景始终没有成为压迫角色们奇观,到了最后进入监狱,逆转的景观终于呈现出异样:短暂地告别,妻子的视角转为丈夫的视角,离开工厂进入监狱,旋转的自动门与执行统一的着装与动作。服役身份的改变对应反射光线来源的改变,仰角的镜头中,原本望向妻子的挑逗的光线变成了快速逝去的曙光,随着快速下坠的电梯跌落到远离地面的深处。真理在哪里?伤痛与愤怒在烈火中燃烧殆尽,“我”重生了。

    2024年4月

  3. ## 伊日门泽尔代表作。运用舒缓的、平实的视听语言讲述了一个732事件后的捷克温情故事。色彩与构图在本片中很醒目。废旧钢铁厂以黑色系、自然色系明显地强调出了明亮色系的主角,暗示了他们的爱情在当时捷克专制高压社会下的可贵。

    除了这层效果之外,开头一场导演来钢铁厂取景拍摄“爱党”电影的戏里,与黑暗背景格格不入的鲜明布景,则辛辣地讽刺了粉饰太平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尽管有着明显的政治隐喻在,但门泽尔并没有故意树立起反派角色来激发观众对于社会体制的厌恶,而是更关注个人的细微生活细节。虚伪的工厂领导家中有五个孩子;看管女犯人的典狱长也是心系自己的家庭,作为“集体”的一分子,他们也散发着自己微弱的人性光芒。情色笑话,如前作《反复无常的夏天》、《严密监视的列车》,也贯穿全片。男人们偷窥女工换衣服,工厂领导给女人洗澡......门泽尔以这种形式消解了严肃的政治意味,给整部影片添加了不少笑料与活力,同时也挑战了捷克的审查制度。这应该也是本片遭禁21年的一大原因。结尾哲学教授,厨师先后入狱,乘坐电梯下沉,头顶上的光芒愈发减小,而配乐仍是温馨和谐的。真理与希望犹在。正如那一抹由镜子反射在脸上的光彩。

  4. 哲学系教授,曾担任图书管理员,他曾拒绝撕毁堕落的西方文学书。检察官,他认为被告人有辩护权。一位工匠因为雇佣过4个工人而被判定为资产阶级。萨克斯演奏手,因为萨克斯是西方资产阶级乐器而被废除。乳品店主,因为反对增加工业指标,索性关闭了乳品店,停止生产,自愿参加社会主义劳动。厨师,因为宗教原因拒绝周六上班而被开除。这些“腐朽”的资产阶级堕落者被管控在一片废铜烂铁之地,整日过着搬运废铁炼钢的苦日子,以此进行改造。用管理者的话说,他们需要被“熔掉”,需要脱胎换骨。多么熟悉的词语,多么熟悉的意识形态,多么熟悉的政治环境,伊利.曼佐从一开始便给故事奠基,直白,有力。

    前来拍摄纪录片的导演现场指导这些资产阶级“走狗”说台词:你说美国佬跳海去吧!釜山不行了!你说:我们要用和平的钢水灌入帝国主义好战者的喉咙,禁止干涉朝鲜!而另一边关押的女囚犯之一,也就是厨师的恋人则要和厨师在镜头前摆出幸福的姿态,旁白为:这一切都是为了未来,为了我们相爱的新一代,我们将组建家庭,生育可爱的宝宝,让后代远离战争,享受永恒和平。这些拍摄的话语显然是在宣传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展现着劳动改造的成果,但这都是表演,不是真的。虽然他们被控制在这片破败之地,但影片也有大段展现他们苦中作乐以及男欢女爱的段落。伊利.曼佐总会在各种看起来压抑的故事中加入喜剧,情爱,生活流的元素,这在《严密监视的列车》中已被成功运用过。比如看管女囚犯的狱警的婚礼,所有改造者都盛装参加了婚礼,随后狱警和新娘在家中玩起了开灯关灯绕圈跑追逐的幼稚游戏.......在结束白天的劳动之后,晚上这些改造者们会通过进行哲思的对话来彼此交流,打发时间。耶稣,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4个改变世界的犹太天才。莱布尼茨,康德,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等等一众哲学大师。康德名言:有两样东西让我崇敬不已,头顶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星空让我感到自己的粗鲁,道德无限的增加了我的价值。除了这些思想的碰撞外,他们也会受欲望的驱使而偷窥女囚犯们的房间:女人的身体是上帝最伟大的杰作,处处诱惑着男人的双手和双眼。白天干活时,女囚犯们会帮助男劳工们干活,传递废铁,但其实她们是为了和男人调情……比如眉目传情,触摸双手,彼此拥抱。而晚上甚至会在女囚住处和男劳工住处的交界处野战.......学校的老师带着小学生们来到废铁厂给劳工们带上红领巾,然后指着女囚犯们告诉学生这是一群被讨厌的帝国主义熏染的面孔,法西斯的黑手伸到了祖国的花园里,我们不准她们投奔主人,与她们保持距离,别学她们,别让世界再多一个腐朽的资本主义灵魂。我们太仁慈,工作纪律都消失了。一旁的哲学教授说到:这不奇怪,更重要的是,人也消失了,活生生的真人消失了。乳品店主消失了,因为他对指标提出了合理的要求,别说纪律了,先找乳品店主吧。这一席揭露体制真相的话语却只能给他带来牢狱之灾,但他无所谓。教师口中的意识形态洗脑教育在真话面前变得脆弱不堪。高压政治下每个人都必须成为意识形态的棋子,没人能独善其身。劳改的律师不断说着各种扰乱纪律后会得到的刑期,这正是整天提心吊胆,小心翼翼的原因,也是极权的手段之一。厨师与囚犯女友缺席的婚礼很是忧伤,狱警代替新郎将戒指戴在了新娘的手上,两个无法见面的人完成了终身大事,好一个幸福的国度……而当厨师对前来废铁厂巡视的领导提出乳品店主和哲学教授去哪了,过去的美好时光去哪了后,也毫不意外的被判入狱。在他与哲学教授,乳品店主一起下到矿厂劳动时,他们很开心,因为他们有勇气说出实话,即便会遭受惩罚,但所有的痛苦与愤怒在烈火中烧光后,便能得以进化,得以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