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潭实拍80天(2020)
简介：
- 疫情来袭，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从一个武汉人都觉陌生的名字，一夜之间成为抗疫救治最前线的代名词。自2月起开始为期80天深入红区（ICU）拍摄的大小故事，探秘身处水深火热的“潭”中人的笑与泪、痛与欣，映照金银潭医院由默默无闻到家喻户晓的砥砺与承担。五位病患，是平凡的国人，亦是不凡的国人，他们缩影了疫情中的千门万户，透照了纷繁复杂背后的人性纯真，以落点的真实细腻，传人心的破空之声。
演员：
影评：
看哭成? “她当时抓着我的手说，我真的好想活下去” “医院打来电话通知我父亲去世，我母亲小心翼翼地向我提出将我父亲的遗体捐献，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我必须去作出决定” “我解剖的这些人，好多都是医生，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家人最后一面都见不上，作出捐献的决定，我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敬意” “妈妈我想你了”“你不是看得到妈妈吗”“我想摸摸你，我想抱抱你，我想趴在你的肚皮上睡觉” “我醒过来就三月份了，一直浑浑噩噩，就像盗梦空间一样，一层一层的噩梦，全是插管、死亡、抢救、火化这些东西，我就想能不能不救我让我死了算了……希望你永远不要去感受这个东西，太痛苦了” 很多时候我们讨论纪录片到底算不算艺术片？因为通常认为纪录片是纪实的、客观的、不带感情色彩的，但是我认为纪录片是有感情的、有温度的，拍的人有情，被拍对象有情，观众有情，至少这一次，这部纪录片比所谓经过艺术加工的抗疫电视剧要更加令人动容。
博尔赫斯曾经写道，我从不谈论什么背叛和原谅，遗忘是唯一的背叛和原谅。
这句话适合用在所有武汉人身上：对于集体来说，遗忘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是对集体灾难记忆的背叛，但就个人而言，选择遗忘又是在沉重的伤痛里喘息和逃脱的机会。
新闻工作者谭海燕选择忠于自己的职业，将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武汉记录下来，在抗击疫情最艰难的时刻勇闯红灯区。5个关键词，80天，100多个拍摄对象，500多个小时拍摄素材，汇聚成了一部记录疫情武汉至暗时刻的73分钟真实影像作品——《金银潭实拍80天》。
2020年9月，《金银潭实拍80天》在湖北卫视以及bilibili网站同时播出，高速运作的医院、命悬一线的患者、绝境中的人性温情……影片所呈现的每一个画面都给人们以极大的心灵震撼，同时也翻开了人们心理最不愿意提起的一页。然而，正如谭海燕所说，新闻工作者的使命就是把事件忠实地记录下来，这是为了以后能够避免相似的灾难重现，历史永远需要真实的影像记录。
《金银潭实拍80天》播出后，在豆瓣获得了9.1分高分，bilibili网站上的评分则为9.9分，影片更是获得了2020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中国故事”优秀纪录长片荣誉、中国纪录片学院奖评委会大奖以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最佳摄影奖。奖项背后是纪录片沉甸甸的重量，它像是一块不大不小却又足够突兀的石头，压在人们心里，时刻提醒着人们：努力前行，但不要忘记。
影片里有五位主要人物，就像疫情之下万千普通人的小小缩影，他们代表了所有人，在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史前浩荡的灾难里挣扎求生，奋力将一线生机凿出开阔的口子。在这里，所有人结成了同一个阵营，人性的温情与感动时刻盘桓在灾难上空，使病魔变得不那么可怕。
谭海燕为他们归纳了五个关键词——责任、亲情、信任、选择、重生。
每一个关键词都凝聚了他们的信念，体现他们作为一个立体的人的矛盾与光辉。谭海燕希望透过这五个关键词，向观众传递出深层价值内核，感动之余，能够对整部影片甚至整个新冠肺炎疫情有着更加深刻的反思，内化为勇敢前行的精神信念。
责任
敖慕麟的关键词是责任。作为一名新闻系毕业的青年，他始终将社会责任与社会担当放置于个人利益之前，在疫情暴发之处，他收到前工作单位凤凰卫视的邀请，毅然决然走上武汉街头，为社会输送珍贵的疫下武汉一手资料，父亲敖醒吾则主动要求担任他的司机。在父亲不幸罹患新冠肺炎抢救无效去世后，敖慕麟与母亲做出了艰难的决定——捐献父亲的遗体。
在拍摄过程中，敖慕麟的情感一直相当冷静，但谭海燕整理素材时，却发现他在空病床前不停颤抖，竭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冷静与克制不仅是敖慕麟的状态，还是整部片子的语态。在谭海燕看来，片子拍摄之时正是所有人都处于内心极度惶恐和不安的时刻，她不希望影片过分渲染焦虑和紧张，而是希望借助冷静与克制的影片基调，传递出坚定的抗疫信心。
亲情
王枫娇与丈夫左双贵的关键词是亲情。王枫娇入院期间，左双贵曾到医院为她送食物和生活用品，本来已经要走过医院大楼，他突然折返，打电话给刚从ICU病房转至普通病房的王枫娇，让她走到床边，想要远远地见一面。他们一边通话，一边确定对方的位置，终于看见窗边王枫娇真切的面孔时，左双贵不停抹泪。
亲情的牵挂和羁绊让他们从微信走到了现实生活里，目光满是不惜和惦记。疫情期间，武汉的许许多多家庭被切开，分隔两地，困住的不仅有家庭成员，还有滋长的思念和羁绊。
信任
患者肖军与医生郑霞之间的关键词则是信任。在谭海燕看来，她们体现了一种“新医患关系”，医生和病人在同一个频率上，和谐共振，携手对抗病魔。郑霞来自浙江的援鄂医疗队，在金银潭医院时，郑霞每天进病房为肖军治疗，离开武汉回到自己的医院后，她们还会天天通电话，两个人情同战友，互相鼓舞，一起等待武汉真正的春天。
一破以往医患矛盾冲突的框架，影片给所有医护人员和病人注入强心剂：只要互相信任，就一定能够战胜面前的顽敌。这样弥足珍贵的情谊体现在影片的每一处角落，无论是医生鼓励昏迷的王枫娇，还是一直坚持带病工作的张定宇院长……所有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为病人筑起一道墙，竭力将新冠肺炎挡在墙外。
选择
出租车司机李超的关键词是选择。疫情初期，他的父母以及奶奶都感染了肺炎，由于病情严重程度不同，他们几个被分住在不同的医院，很长一段时间互不通信。李超入院后，担任起了小区的志愿者，每天为小区居民采购食物和生活用品。普通人李超坚持做着普通人的事，但疫情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家里三个亲人相继离世，只剩他一个人孤立无援，痛苦和煎熬不言而喻，他仍然选择了捐献父亲的遗体，让这份痛苦转化为抗疫的坚实武器。
谭海燕提到，敖慕麟和李超选择捐献亲人的遗体是整部影片的高光部分，渗透了人性和生命的光辉，足以让我们重新思考生命的价值。所有人都知道捐献遗体对于整个医学研究的意义，但对于个人而言，它是一个残酷无比的选项，每一条逝去的生命，都值得礼赞。她还曾独自携带设备偷偷溜进墓地拍摄，墓地荒凉寂寥，生命长眠地底，严峻和肃穆溢出屏幕，哀歌传至观众心中。斯人已逝，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怎么好好度过余下的生命，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才是当下应该做的。
重生
纪录片的第五位拍摄对象彭博的关键词是重生。在金银潭医院，因新冠肺炎使用ECMO的患者一共有24人，而彭博是4名成功脱离ECMO的病患之一，他无疑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尽管康复之路漫漫，但彭博俨然代表了所有疫情里危重病人绝地求生的希望：彭博是他的名字，而蓬勃是他的生命力。影片不存在预设的场景与镜头，都是谭海燕团队长时间跟拍所得的素材，冷静克制的镜头语言下，处处埋藏对生命的思考。
刚开始拍摄时，团队遭遇重重困难：临危受任的谭海燕没有拍摄医疗记录片的经验、在疫情暴发初期涉险前线却面临物资极其短缺困境、深入跟进拍摄对象时问题难以启齿……出发前，团队甚至没有脚本，没有大纲，没有分镜，只有上下凝成一团，想着一定要拍到人的故事的决心。通过客观的记录和冷静的叙事，谭海燕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使命，将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场灾难记录下来，让人们铭记灾难，而后更好地避免灾难发生。
片中，敖慕麟念了一段旁白，这段旁白是他发在朋友圈里的文字——
“朋友告诉我，父亲的病房会有阳光照进来，于我那里有过希望，但现在是一片废墟，我要做的不是把废墟抹平铲净，而是把它保存下来，不会忘记，不要忘记，然后在它旁边，重新开辟一块新的土地。”
这个朋友是谭海燕，作为一位感性的纪录片导演，她陪同影片里的人物一起经历所有故事，结下了深厚的类似战友一般的情谊，她抗拒冷冰冰的拍摄，想要真正与影片的人物融为一体，并且给予他们有效的帮助。拍摄80天，过载的信息也给她带来了隐隐约约的心理创伤，不愿提及心理感受，不想回忆拍摄细节，静静等待武汉伤痕一页慢慢被掀过去。
作为新闻工作者，遗忘是对职责的背叛，而作为个人，遗忘却是对自己和世界的原谅，矛盾交织而行，造就了《金银潭实拍80天》，这部没有巧思，也没有剧本的真实纪录片。
对话
谭海燕
《金银潭实拍80天》导演
GZDOC：您当时的拍摄思路是怎么样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谭海燕：当时没有思路，因为那不是一个正常的环境，一开始甚至连采用短片还是纪录片的形式都不知道。
我们是1月28号进的医院，当时也没有物资，医院处在非正常情况，在物资最紧张的时候，连医生都没有防护服。湖北省卫健委新闻处只有20件防护服，给我们发了5件，虽然我们有防护服，但我们的防护服都是不合格的。
GZDOC：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谭海燕：最后我们舍不得浪费，还是穿了原来准备的防护服，然后跟医护人员商量能不能把医院的防护服借我们两件。他们开了一个会，最后借了两件给了我们，我们穿着两件防护服进去，结果一进去就喘不了气，因为就像罩了两层塑料袋，5分钟之后人就出不了气了，眼睛也都看不见。
设备也不正常。我们需要用保鲜膜把设备裹起来，只能靠本机收声，会收到很多杂音。再者，感染科病房里面是封闭的，仪器太多而房间小。所以我们每天基本拼着命进去，但拍摄的质量都不能保证。总的来说第一次去进去是挺失败的。
我没有在医院拍过片子，对医疗体系的运作特别陌生，我连医院的构架、科室的设置机构都没搞明白，去了一个多星期才搞明白的，相当于匆匆上阵。后来我们是自己慢慢地熟悉了医院的环境，台里也给我们送了一点物资，情况就好点儿了。
困难很多，但是我们当时想着一定要拍人，这个事情是很明确的。前面的困难都是客观条件上的，无论是物资还是设备都属于客观困难。等到找人拍故事，进入到核心了之后，发现更难了，因为面对好多人我们根本开不了口。
这种拍摄对别人也是一种侵犯，在疫情时期拍摄病人这个事情很残酷的。真的要感谢每一个同意拍摄的人，灾难对于个人来说就是一座山，让他们把痛苦言说出来是很残忍的，真的非常感激这些拍摄对象。
GZDOC：我们当时是没有脚本的吗？
谭海燕：没有。
出发之前写过一个策划案，我也忘了当时怎么写的，但拍了之后已经变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东西了，我之前没有拍过医院，所以脑袋里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过去看到过的医院的片子。当时有一个很宏大的设想，以为去了之后可以拍医院、拍社区，呈现一个全景式的疫下武汉，但后来哪都封了。虽然后来也有补拍了一些社区以及志愿者的镜头，但是最后呈现的片子是跟写的策划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GZDOC：在客观条件这么困难，而且您没有拍过医疗纪录片的情况下，怎么会接下这个拍摄任务呢？
谭海燕：没想这么多。我们开会的时候提出了拍一个案子，当时还没有明确要拍什么，只是觉得要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早上还在讨论拍什么、怎么拍的时候，突然有人说今天要封城了，今天如果不拍，好多东西就拍不到了，于是摄像们散出去拍，处在很慌乱的状态，因为谁也没有预料到封城这么严重。
GZDOC：最后在处理剪辑素材的时候是怎么选择的呢？
谭海燕：其实我们在做后期的时候，给每一个人定了一个主题词儿，按照每个人的关键词去整合素材。
敖慕麟的关键词是责任，他是一个把社会责任放在自己之前的个人。因为他是新闻系毕业的学生，多年的这种职业理念造就了他的品性，所以他每一次选择，都会把作为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摆在个人利益之前。
肖军跟郑霞就是信任，我们通过肖军跟郑霞的故事传递出来疫情之下医患关系的良好互动。
王枫娇的家庭就是亲情，亲人之间这种浓厚的情感。
彭博就是一个重生，或者说叫希望的故事。他叫彭博，他的生命力多蓬勃呀。
李超就是一个普通人的选择，比如说他在病床上选择去做志愿者，去给别人买菜买肉，去做这些，后来自己的父亲走了，又面临着家里三个亲人离世，他选择捐献遗体，这些选择都是很煎熬的，他身上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地方。
这五个关键词组成了五个故事，我们希望故事背后能够体现这几个关键词的内在价值。
GZDOC：我就看到很多细节很感人，当时是怎么捕捉和呈现的？
谭海燕：这些细节都是抓拍到的，没有预设，也不可能预设，包括王枫娇的丈夫去看她，都是很突然的，我们差点拍漏了。
当时他送完东西了之后，自己临时又返回去。本来已经都走过了，他又退回来掏出手机，我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后来才发现他想见见王枫娇。因为从2月11号把她送进去医院，接近两个月都没有再见面，虽然在手机上视频了，但是没有见过真人，他很想见见王枫娇。
整理素材的时候找到了很多东西，包括彭博的抢救，都是我们在整理素材的时候发现的，拍的时候并不知道抢救的那个人是他。
GZDOC：整体而言，影片的情感表达是非常克制的，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拍摄对象的情感表达相对含蓄？
谭海燕：也不是，我们也拍了很多不克制的场景，但是我们在做这个片的时候就觉得应该克制，因为去年是疫情最艰难的时候，所有人的内心都非常不平静，处于很焦虑和恐慌的一个状态，我们觉得这个片子应该克制，所以呈现出来的基调是这样的。
GZDOC：您希望通过片子传递出来什么样的东西呢？
谭海燕：我希望传递出来在这种苦难之下，最能体现人性光辉的东西。新冠肺炎疫情肯定是一场灾难，但是灾难的背后有很多感动和很多付出，每一个平凡人也能呈现很多角度。
GZDOC：在疫情期间，或者说甚至是以后10年20年，我们这一部70多分钟的影片的力量在于哪里呢？
谭海燕：我觉得还是在于真实，在于我们很真实很克制地去反映这件事情，我不希望这个片子只有感动，所以我们做了五个故事的内核，我希望通过这种冷静克制的语态传递出去更多的价值。
片子里面我觉得最能体现价值观的地方就是在两个捐献遗体的情节。敖慕麟跟李超对生命的态度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片子最高光的地方，上升到我们对整个生命的价值和态度。
GZDOC：距离疫情最苦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您现在再回去看拍摄那段期间，心里会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有什么新的感悟吗？
谭海燕：其实我不太想提及，我觉得自己也需要时间去恢复这一段心理创伤，很多人经历这一场灾难后都会有应激反应。
其实人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有一点恐惧和害怕，但是因为每个人有着自己的职责，你会把勇气放在更前面，淡化内心的恐慌，整个人投入工作之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心理上的感受。
但是经历完这件事之后之后，可能会有PTSD，因为在这么密集地去接受这么悲伤的讯息，再去细想的时候是会有心理的阴影和一些问题，整个人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平复的。
GZDOC：经历了这件疫情之后您对武汉这座城市有什么样的情感变化吗？
谭海燕：我不是武汉人，但是我在武汉生活了20多年，所以其实我应该算是新武汉人，但是，我自己上次就说过，我经历了这一场灾难之后，打心底里认同了我是武汉人，自己从内心里面有了一个身份认同，就觉得武汉属于我，我属于武汉。
GZDOC：您在武汉生活了二十多年，也算是当地人，当地人的视角有没有对您的创作产生影响？
谭海燕：可能情感上不一样，觉得自己拍的每一个人都是亲人，是我的兄弟姐妹，我没有觉得他是我的拍摄对象，而是对他们有着亲人一般的感情，包括慕麟跟李超现在都是把我当姐姐，这一场患难经历下来，会觉得我们都是过命的交情。
我现在忽然明白了战友之间的感情，上战场打过仗的人们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特殊的，去年我们一起打抗疫这场战就有点像是战友情，我跟他们之间的交流是无障碍的，我说的你懂，你说的我懂。
在病患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我们是见证着的，他们每一个肢体上的刺痛我们都是共同经历的。在看到他们无能为力的时候，自己会更加无助。
GZDOC：我在看到您在一个访谈里面说到，遗忘是最大的背叛和原谅，可以听一下您对这句话的解读吗？
谭海燕：其实忘掉挺好的，很多人都想忘掉，希望2020年没有发生过疫情。对一个生命的个体来说，面对疫情这样巨大的痛苦，如果能够忘掉对他个人来说真的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但是我们是新闻工作者，这一份工作又决定着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它记录下来。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忘掉，那就是对这个世界、对我们工作的背叛、对我们职业的背叛。我们都想时间能够倒流倒流，永远不要选择有这一页，但是这一年它发生了，我们的工作是把它记录下来，如果不忠实地记录下来，那就是背叛。
GZDOC：您觉得我们铭记这一次灾难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谭海燕：各种方式，像文字、影像等等，铭记下最真实的东西，这种铭记是为了今后不再第二次犯错误，让灾难不要再像这席卷而来，所有的铭记就为了避免。
GZDOC：这一次拍摄经历对您的纪录片的创作，或者说对纪录片的价值观有没有带来什么革新或者影响？
谭海燕：可能以后还是想拍一些跟普通人有关的跟生命有关的东西，但这两年就想做一点相对轻松一点的话题，需要疗愈和恢复。
GZDOC：《金银潭实拍80天》在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获得“中国故事”优秀纪录长片荣誉，有没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
谭海燕：特别感谢广州节，我是第一次来参加广州节，对我个人来说，我通过这个平台学到了很多，也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这里像是所有拍纪录片人的家，每年给我们提供一个地方聚会和交流，希望广州节越来越好。
印象最深的一个患者，重症一个月瘦了四十斤，真实感受到一个人瘦脱相，这是一场惨胜的仗，上了ecmo体外膜肺就是生命的最后关头了，历经终极的身体考验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记录痛苦的过程那些估计都被剪辑掉了，脸上留下的伤疤看上去依然触目惊心，让人看着生疼。与病毒战斗活下来的他，以后的人生路和以前也大不同了，也许活的更加励志，也许尽管很用力的活下去但终究还是不尽人意，脚下的路各走各的吧，加油
谁能想得到他们突然惹出这么大的麻烦，在这个举国欢庆万家团圆的时刻，全国都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初期的努力都是白费的，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己面临着什么，媒体和所谓的专家都在不遗余力的遏制言论，第一批施救者也是第一批被传染者，本来应该欢度春节，灾难在最欢快的前一刻降临，没有巧合和侥幸，最权威的答案偏偏来的最迟，所有人都没有准备好，这是对医疗卫生经济民生最严峻的一次考试，雪花落到个人头上，都会让人感觉到压力。病人家庭顾虑，同一个家庭被分散到不同的医院，是管理需要，不能取得需要稳住心神，是不是也侵犯了权力，生命重要性面前很难有这样的考虑。医生奋不顾身，人们相互鼓励，陌生人之间的亲切问候，都是能量，家属可以通过护理人员得知家属状况。捐献遗体在传统国人面前，这是处于思想的保守和对官方的不信任，困难想象得太简单。给欧洲人看看，看他们一定不怕死，但不一定不怕痛苦。康复者把鸟儿放进来的好奇，有没有想过传染性。作为一部独立完整的纪录片，取得点太小而且许多疑问就像未解之谜一样无法有合适的答案。无论如何幸好英雄们又一次让这个城市恢复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