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物：杰夫瑞·达莫的故事 第一季 DAHMER - Monster: The Jeffrey Dahmer Story Season 1(2022)
又名: 食人魔达莫 / 食人魔达默 / 怪物：杰夫瑞·达默的故事 / 瑞恩·墨菲“怪物”系列剧 第一季 / Monster: The Jeffrey Dahmer Story
导演: 詹妮弗·林奇 帕里斯·巴克利 克莱门·维果 格雷格·荒木 卡尔·弗兰克林
编剧: 伊安·布瑞南 瑞恩·墨菲 詹妮特·莫克 Reilly Smith 大卫·麦克米伦 Todd Kubrak
主演: 埃文·彼得斯 理查德·詹金斯 莫利·林沃德 南希·纳什 迈克尔·比奇 寇比·法兰奇 米歇尔·伦奈德 卡伦·马利娜·怀特 Khetphet Phagnasay Phet Mahathongdy Brayden Maniago Scott Paophavihanh Somlit Inthalangsy 迪伦·伯恩赛德 Nikea Gamby-Turner 大卫·巴雷亚 肖恩·布朗 马修·阿兰 佩内洛普·安·米勒 斯科特·迈克尔·摩根 约什·布拉腾 奈杰尔·吉布斯 卡梅伦·考普斯威特 麦克·勃兰特 格兰特·哈维 克里斯·加恩 弗利·麦克 杰克·格林 罗德尼·J·霍布斯 克拉克·摩尔 阿莱克斯·海德-怀特 Patrick Day 杰克逊·赫斯特
制片国家/地区: 美国
上映日期: 2022-09-21(美国)
集数: 10 单集片长: 60分钟 IMDb: tt13207736 豆瓣评分：8.1 下载地址：迅雷下载
简介：
- 1978 年至 1991 年间，杰弗瑞·达莫残忍地夺走了 17 名无辜受害者的生命。剧集《食人魔达莫》揭露了这些可怕的罪行，围绕着被忽视的受害者及其社区展开，他们受系统性种族主义和警察制度失灵影响，而正是这一原因让美国最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之一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实施了一系列疯狂屠杀，却依然能够逍遥法外。
演员：
影评：
当杰弗瑞的爸爸在监狱里质问杰弗瑞：这一切都是怎么开始的？
我不禁后背一凉
是啊，我也好奇，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开始的？
这问题，很重要。但让我感到寒冷的是，这个问题是杰弗瑞的爸爸问的，而不是其他人。
我会好奇，为何他的父亲在这样生离死别的时候，还在问这种问题？
一、爱我别走
我看到杰夫童年的那一集时，就感觉也许他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也有一些类似青少年思觉失调的特征，但总体上应该还是意识清醒的人，比起描述他为疯子、傻子、狂人，用异类、奇葩或患有某种癖好的人去概括他更合适。
我看了其他史料记载，杰弗瑞其实生长在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的家庭，父母对他关爱有加，没有虐待的倾向。
但我想，在这里指的“没有”虐待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可能是说没有身体上的殴打，也没有x虐待。但是情感上呢？未必没有。
史料上记载的“关爱”也许是功能上(functional)的关爱，父母让他上学，让他参与家庭活动，让他有吃有喝，但情感上呢？
也许可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在剧里也许可以找到答案。
剧里的杰弗瑞（后称杰夫）生长在一个中产阶级四口家庭，父亲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母亲常年抱病在家，自杰夫小时候起，父亲与母亲就没有停止过吵架。
剧里拍到了杰夫从小就爱动物死去的躯干和Body，父亲对此异常行为并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多探索，甚至教他如何更好的解剖尸体，为此还多次带杰夫出去“打猎”，带越来越多的动物body回到家里的地下室，进行一系列科学生物实验。
看到这里，也许很多人会哗然，终于知道杰弗瑞为何如此擅长解剖以及溶解他杀死的尸体了，原来这是他自幼习得的本领之一。
可能会有人还会和他的父亲在自传的那本书里写的一样，觉得如果当初没有带他解剖小动物尸体就好了，也许就不会有以后的悲剧。
嗯，也许是吧，自小习得解剖技能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促进因素，如果他对那一系列流程不熟悉，也不会那么沉迷于此。
也许是，因为他从小对死本能非但不抗拒，反而玩得溜得飞起，那么久而久之，小小动物已经无法满足内心愈发膨胀的死驱力。
但，也许那并不是核心成因。
一个细节也被导演着重强调了，史料中也有记载
自怀上杰夫起，杰夫的母亲常年受抑郁焦虑失眠困扰，相信UFO飞盘的存在（什么鬼），性格有些怪异？与杰夫的父亲无休止的吵架，性格易怒阴晴不定是主因。
现在让我回想，我似乎都记不住他们到底在吵什么？也许只是为了发泄情绪而已。说人话就是，杰夫母亲每天内心os be like: 老子天底下最烦，你们这些sb莫挨老子，孩子的错都是tm你的错，关老子屁事。
到了快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父母终于离婚了，但没有任何一方选择杰夫，父亲忙着离开痛苦的婚姻重建新的家庭，母亲压根没有想过要带着杰夫。
没有什么可以把他们留住。
让我动容的两个瞬间，一个是杰夫小的时候看着父亲每次吵架气冲冲离开家的时候，用奶声奶气的声音说，不要走，好吗？
一个是杰夫在父母离婚官司打完那一天，得知母亲根本没想过要带他走，虽然已是一米八的大个，但杰夫在他的那若有似无的母亲面前，依然还是那个无力把爱留住的小小孩，他不断地说：那我怎么办？不要走好吗？
她妈妈的回应是：我怎么会带走你？你这个变态。
杰夫内心的呼唤没有人听得到。
二、 拿什么将你留住
也许自小开始，杰夫的世界就逐渐被扭曲
活的物品不可靠，比如爸爸，比如妈妈，比如任何一段关系。
而死的，不动的，可以永远留在身边。
杰夫的各种行为上都体现出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特质
空虚感，杰夫对人生感到无意义，没有什么是可以让他有动力的，一切都只是瞬间，我的一位老师说过，边缘性人格障碍的人心智能力只有3-4岁，也就是还未成熟发展出心理理论的阶段，但是有一些模糊的感觉，所以称之为他们“on the edge”，他看到的世界是自我的，部分的，而非完整的，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要去肢解body，某种原因是，完整的躯干会让他觉得害怕，让他有恐惧感，淹没感，试想想看一个小朋友看到的大人是完整的还是部分的？因此，对于杰夫来说，完整的人还不如部分“客体”（object，也可以称之为对象）来得安全。他想留住那些“爱”的部分客体，但他并不知道什么是爱，他只是想要一个“对象”，最好是头部，或者是心，或者是一块躯干，这是他可怜的心智体系里能想到了的对自己好的方式，他想要一个最基本的“依恋”对象，一个他从小就没有的东西。史料记载，杰夫的母亲从小到大很少触碰他，因为抑郁问题，也很少给他情感上的照顾。但可惜的是，他不知道这样做对别人是如此残忍，他也许想到了这样对其他人不好，但是“模糊的”状态让他没有空间腾挪去为理解其他人做准备。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治疗中，当治疗师的注意力偏向到边缘型患者的家人和朋友时，边缘患者会屡次质问治疗师为什么我要去理解他们？我凭什么要理解他们？ 他们自觉内在已经没有太多空间了，也没有能力去想到别人也有家庭也有生活也有自己的世界。
反差感，感情淡漠可是渴望被爱，害怕被抛弃：杰夫平日里似乎是没什么表情的，他似乎对任何事情都不关心，似乎没有人什么值得他长久的关注。说话的语速也很单一，几乎没有表情。但杰夫却一次一次出入同性浴池酒吧以及各种聚集地，他的搭讪手法也很直接--请人喝一杯，或者请人吃饭，但接下来就没有什么精神上的对话了，他会邀请陌生人到家里喝一杯，紧接着进行他的迷药计划。他的逻辑可能是这样的，脑内os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会真正喜欢上我的，但我需要人，不管他是谁，而让他们留在我身边的唯一方式就是，我出钱请喝酒让他们和我建立联系，我再下药让他们短暂的或者永久的待在我身边，至于我要不要杀他，取决我当时的心情。最让人痛心的莫过于剧中的聋人男友，他们短暂的当了两天的爱人，他三番五次想要下药也忍住了，那位男友主动拥抱他的时候，杰夫触动了，他也许没有想到，真的有他喜欢的人也会同时喜欢他，而且愿意靠近他，陪着他，试图了解他。这对他来说太陌生了，但这种感觉太好了，他太想要了。我想在这两天短暂的相遇中，他可能真的相信自己得到了救赎。然而核心的“害怕被抛弃”感太重了，以至于当聋人男友离开房间去打工时，悲剧还是重新上演了。。。。看到这一幕的我，难过了好久。
失控感，杰夫从高中开始有酗酒问题，史料记载那是因为为了融入班上的氛围，装作自己很chill而刻意为之。嗯，我想着也许是其中一个原因，毕竟青少年时期，谁的青春不中二呢？但他逐渐演变的酗酒问题，应该不是跟风那么简单，更有可能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杰夫边缘性人格障碍带来的冲动特质。根据酗酒的自我药疗(self-medication)理论描述，人之所以酗酒是为了让酒起到“疗愈”的功能，所谓借酒消愁，杰夫的那些内在情绪带来的冲动（被抛弃感、无意义感、绝望感、濒死感），酒精可以让他暂时忘却这些，但终究只是暂时。而之所以总是有情绪上的冲动，归根结底，从小到大都始终在情绪失控的环境长大，被严重情感忽视的杰夫，也没有一个好榜样让他学会如何与情绪待在一起，如何控制情绪。喔，除了在地下室和那些死去的动物躯干待在一起，别无他法。
幼稚感（婴儿化），也许很多人在听他自述时多次说起：我不知道，我就觉得那是一种无法控制的感觉，我不得不杀死他，我就是有这样的欲望的时候，都觉得他变态至极。但我感到他变态的同时又觉得，杰夫的防御机制非常的初级，他基本没有发展出更高一级的防御（升华、压抑），他最常用的都是边缘性人格最爱用的那几款，否认（当杰夫满口谎言的时候，他反倒会质问其他人，为什么都不相信我，我有什么错），行动化（拿什么来把你们留住，拿我的迷药粉，大锤子和盐酸桶），解离（不是精神病性的，但杰夫经常在失控情况下做出极端行为，比如公开场合单人打飞机，沉浸在与他人融合的幻想中等）。边缘性人格障碍在研究的早期也被称为“as if”人格，又叫”婴儿型人格”，顾名思义，像婴儿一样思考的人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无法想到“责任感”这件事情，有全能幻想，有融合共生幻想，未成型的性格，基本没有缜密的思维。
杰夫是不是反社会人格？我曾经也怀疑过，serial killer可能多少有些反社会人格的成分。在杰夫身上，毋庸置疑，他身上有很多人格障碍的共病现象，除了边缘性，还混合着反社会，分裂样等其他人格障碍。反社会当然是少不了。但我觉得反社会不是他的主人格，他杀人的目的不是为了报复社会，也不是为了戏弄他人，反社会人格的核心状态是虚伪与操纵他人，这一部分在杰夫身上比较少。杰夫犯罪的目的不是为了操控和欺骗他人，换句话说，他脑子没那能力，他的行为也较少有损人利己的，能正常履行基本的工作职责，平时上班也按时按点，如果不是酗酒，可能就是个在正常不过的人罢了。
三、我是个好爸爸吧？
继续说一下杰夫的两位奇葩父母。
他们看上去和那些破碎家庭的父母没什么不一样，一直吵架，一直互相嫌弃。
他们也做到了很多父母该做的事，抚养两个孩子长大。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也许有人会问，没有人的父母是完美的，为什么一定要怪罪杰夫的父母呢。
我同意，杰夫成为恶魔的原因不能怪在父母头上，就像我们每个人做错事的时候，都不应该由我们父母来担责。
但在这里，我想可以回答杰夫爸爸的那个问题了，究竟，那一切都是怎么开始的呢？
也许是没有人为杰夫的行为表现出难过的表情。
他的父母表现的是失望、质疑，或者甚至否认和回避，这些表情都是很个人取向的，潜台词都是：不是我的问题；而不是杰夫取向的。例如，他的祖母，同住一个屋檐下那么多年，即使看到一些奇怪的人，闻到奇怪的味道，即使大概知道杰夫可能是Gay，但因为种族歧视的固有观念，因为宗教带来的固守思想，也装作没事走开，因为比起去面对血淋淋的事实，待在自己熟悉而苍白更为来的安全。
当父母能为孩子的痛而痛，为孩子的喜而喜，为孩子的伤而伤，能将自己的脚放进孩子的鞋子里去体会他的情绪的时候，孩子才能通过效仿、内化父母的行为进而习得为他人考虑的能力，这种能力，我们称之为共情。
可惜的是，杰夫的父母以及祖母似乎缺少共情的能力，尤其是他的两位父母。这一种共情能力在重大事情面前，会升华为哀悼的能力，这里的哀悼指的是为杰夫所作所为感到难过，感到伤心，感到自责，为那些受害者的家庭感到惋惜、痛恶、内疚。
而杰夫的父亲，虽然体现出了为杰夫难过，但他大多数反应都让我不禁感到失望，他一直在为自己开脱，向其他人证明自己是个好爸爸，甚至写了杰夫的传记来证明这一点，虽然他说是为了世人警示，但我不禁好奇，难道不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去悼念那17名死者的家属吗？
而杰夫的母亲，竟然宁愿相信UFO的存在也不愿意花时间在杰夫身上，终日为着自己的头疼脑热问题烦躁不堪，是一个emotional non-available的母亲，而且在最后还去找受害者的家属求情请他们出庭作证为杰夫开脱，脑回路非常NPD了。
杰夫的世界里但凡有一个人能有这样的情感能力，不忽视他，他也不至于会这样……
四、后记
看完这部剧后，我脑子里总会回想着杰夫在湖边开膛剖度切内脏时感到兴奋时，光影洒下来，内脏闪闪发光，那是杰夫身体中为数不多的兴奋时刻。
他的治疗师说，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本能，尤其是男人，都喜欢白、闪、亮的东西，这是基因里带着的，会让人感到兴奋。
如果让他感到闪光的时候更多一些，更多元一些，会不会不一样呢？
如果让他觉得不必努力就能让人留下来，会不会不一样呢？
一个喜欢动物body的小男孩，也许长大以后，这些强大的死本能可以升华为更为理想的动力，他也许会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兽医或者法医，而不是一直停留在那些固着的环境里重复着一幕幕“爱我别走”的悲剧。
首当其冲的就是他爸。这个人物似乎总是处在“合理”这个道德层面，比如他比妈更多的关心儿子，儿子杀人后，他痛哭流涕，承认是自己失职。但真的如此吗？比如他和继母怒发冲冠的反对把出版费平分给受害家庭。比如他的书受欢迎时，他和继母的喜笑颜开。如果真的是个正常爱儿子的父亲，如何能吃儿子的血馒头？他所表现出的“道德感”，难道不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社会人面具？
男主的童年遭遇，似乎是他日后变态的一个外因，片子也暗示了脑损伤（比如母亲怀孕时药物的不当使用，会造成胎儿各种不同损伤），但他何时不是一个头脑清醒 满嘴谎言 操纵人心的清醒人？他说 为了让受害者不受痛苦 所以下药，以此在生命最后一刻博取对面黑人的恻隐之心。我更愿意推测 因为被害者都是男性，所以迷晕更方便。他日常戴着一副平静可怜的面目，好像一切恶魔行为和他内心无关，但他逼女邻居吃三明治的一瞬间，暴怒中也有的清醒头脑（门没关），一览无遗。
种族歧视 性别歧视 片子里更是直白的进行了曝光。
这片子的最后两集，其实在人性的揭露上，信息量非常大，是本片的精彩一笔。电视台为了博眼球，竟然请杀人狂上节目。杀人狂老爹恬不知耻的一起露露脸。各种脑残崇拜杀人狂，寄钱寄露阴照，做出版物（片子里一句话的讽刺了美国的“言论自由”）。政府拆了很多人的家，许诺的纪念公园遥遥无期，与其说是抹掉人们的悲惨记忆，更像是除去自己公务机构的污点（警察的巨大失职）。
说真的，比起杀人狂，这些人性让我窒息，毕竟杀人狂不常见，但龌龊的人性和那些灰暗的事情 无处不在。
文/杨时旸
这世上到底有没有毫无原由的、天生的、绝对的邪恶之人？美剧《怪物：杰夫瑞·达莫的故事》就是在提出这样一个疑问。通篇看下来，《怪物》一直在发问，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不只针对于故事的主人公达莫本人，也将问题发散出去，一环一环如涟漪般波及到一个又一个领域——社会的、经济的、种族的、家庭的、心理的、法律的、宗教的，以及那些不可知的，而直到故事结束，这一切也仍然都没有答案，只给人留下更深的疑惑、困惑与惶惑。
从类型上说，《怪物》其实是一部传记片，聚焦于美国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和食人魔之一杰夫瑞·达莫的一生，只是他这一生所犯下的罪行即便最克制地叙述，也比任何虚构出来的罪案故事都更加惊悚。导演之一卡尔·弗兰克林曾经执导过《心灵猎人》第二季，那同样是一个关于连环杀手的故事，所以《怪物》和《心灵猎人》有着极其相似的气质，阴郁、潮湿、凝重、缓慢，像一曲首尾相接、循环不休的厄运金属，像一段没有出口缠绕不止的绵长噩梦。
关于血腥与死亡的故事，本可以被处理得极为戏剧化，但是《怪物》刻意选择了“沉闷”的讲述方式，这是对真实事件的还原，也是对死者的敬意，而它的平静反而提纯和萃取了残酷的本质，那些杀戮无声地发生，又被默默地掩盖，发出一些可疑的气味，慢慢消散于尘世之间，留下一个个悲戚的家庭。
达莫的受害人大多数都是少数族裔，黑人、亚裔、新晋的移民，同时又是性少数者，这就引出了第一个疑问，这种杀戮是因为种族和性取向的偏见而引发的吗？似乎也不是，从他的口供和证据链条去看，他并没有偏见，他之所以选择那些人，甚至是因为想要亲近，或者只是像他所言，他只住得起那些社区，周围只有那些人。没有人知道这是借口还是实情，它成为了动机中永恒的疑问。
而同样令人疑惑的当然还有达莫的原生家庭。这是对连环杀手动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维度。他有一对失和的父母，妈妈焦虑暴躁，爸爸无奈软弱，镜头长久的注视和深入他的童年，但也无法觉察出更多的古怪，他从小就莫名对死去的动物感兴趣，但这又说明什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已经跌落神坛，学术界也早不再信任那些童年虐杀昆虫和小动物的恶作剧、父母离异的悲伤记忆、尿床的不堪经历会导致一个人日后变成连环杀手的烂俗假说。对动物解剖有兴趣的孩子有的是日后成为了外科医生的先例，绝大度数单亲家庭的孩子也都很正常，又凭什么说这一切导致了一个人的扭曲呢？所以，这又是一个巨大的、悬而不决的疑问。达莫的乖张似乎是不可矫正的，他的父亲努力帮他找大学，送他去参军，但几乎都是无功而返，社会教化全然失效，这是否可以认定有的人天生就是无法被教化的？谁又能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如果说，那些无法得到确切答案的犯罪动机和根由都是精神性的、内生性的，那么还有一系列社会性的、外部性的原因在“纵容”和“维护”着达莫的犯罪，这些几乎是可以确证的。
达莫被送往奶奶家居住，老人其实看出这个孙子的奇怪，也闻到了这栋房子里的怪味，达莫的父亲也被叫来查看怪味的来源，从他们的举动看，家人应该怀疑过达莫做出了可怕的事，但他们从未深究，是逃避与恐惧联手让他们视而不见。而当他彻底独自居住之后，邻居的一次次报警，得到的却是警察的无视和冷漠，有一次，一个神志不清的男孩倒在门口，达莫告诉警察那不过是他喝醉的男友，警察竟然让男孩又回到了他的家中。在那样一个黑人街区，一栋底层的公租房，偏见的额惯性、警察的懈怠和体制的冷漠纵容了达莫。
如果把人类看成一种造物——无论是神创的还是进化的造物，就注定要面对错漏，那么容错率是多少，可容纳的错的范畴又是什么？这就涉及到了那些不可知的内容。达莫被捕之后，一度求死，但由于该州废除了死刑，被终身监禁的他又声称要皈依，牧师眼神里的暧昧神色出卖了自己，神爱世人，但能接纳食人魔吗？人被定义为人的边界又在哪里？他从受洗的水池里走出来之后真的被净化了吗？达莫最终死于另一个囚犯之手，那人声称受神的感召杀死了他，这行为是正义还是邪恶？又或者说，这是神圣还是亵渎？
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还有很多，几乎令人应接不暇。达莫被捕后，成为了邪恶的“明星”，有人往监狱里给他寄钱求签名，有人将其制作成恐怖漫画的主角，这让他开心，也让受害者家属心碎，那么在言论自由和惩恶扬善之间又该如何抉择？连环杀手的粉丝又是怎样的心理？浅薄的猎奇和叛逆？还是人类心底都有的埋藏着的破坏欲与杀戮欲的折射？对这群粉丝又该怎么看待？连环杀手的题材被娱乐工业看中之后，已经彻底游戏化了，都被萦绕了一种“魅力光环”，这种塑造是道德的吗？而这种拷问也延伸到了这部美剧本身，《怪物》上线之后，有当年的受害者家属已经提出了质疑，那么对于案件的重述，到底是探究真相的拷问还是人血馒头的狂欢？这其间的界限又在哪里？
是啊，这故事引出的没有答案的疑问太多了。其实，最让人疑惑的是达莫遇到的其中一个受害者时的状态。那个阳光的、进取的、积极的聋哑人，他从不抱怨自己艰难的处境，那种昂扬和自信几乎感染了达莫，这个从未被感化的恶魔，开始变得柔软和犹豫，虽然最终还是举起了屠刀，但他的游移本身几乎算是某种证明，证明人性的残存，证明他知道善恶的区隔，证明他或许还有被救赎的可能。当然，这也可能只是人们一厢情愿的附会。
达莫住过的那栋大楼被拆除了，记忆却残存在每个人的头脑里，对于那些残酷，到底应该忘记还是铭记？对于受害者家属而言，记住就是折磨，而达墨那个坚持报警的邻居觉得，记住才是审判，审判达墨，审判冷漠的警察，审判历史与当下对少数族裔的不公。但这些真的有用吗？
连环杀手的动机一直都是一个谜，有人认为是高速公路网的发明支持了他们；有人认为是越战的残酷影响了他们；有人认为是离婚率的高企塑造了他们；有人认为是色情出版物的泛滥引导了他们；在冷战的巅峰时刻，还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酿造了他们……但直至如今，仍然又没有确切答案。我们只能理解和分析世俗意义上的动机——钱、情、恨所带来的杀戮，但如果将折磨与杀戮纳入快感、赏玩和某种无法自控的欲望系统，这一切就暧昧起来，它动摇了人类自以为是的文明价值，让所有自我标榜都显得苍白可疑。这一切到底是进化史上某个基因片段的破损，还是神在造物时的玩笑或者故意，又或者，这不过就是我们人类自身根本没有超越其他物种的明证，并不可知。
在《怪物》中，那个反对大学研究达莫大脑的法官说，之所以反对这项动议，是因为连环杀手的成因太过复杂，而简单地归纳会造成更深的灾难。是的，但人们仍然都想知道答案，但或许永远没有答案。只有在一次次追寻答案的过程中，陷入一次又一次大惑不解。这是人类在被逼迫着严肃注视自身时的宿命。
（本文首发 南方人物周刊）
达莫案里另一个关键人物但剧里没有演：达莫的缓刑假释官 Donna Chester。
由于剧里没有演这一段，似乎令很多观众以为 “达莫杀人很容易，因为都没人管啊”，甚至觉得 “看到没，白男犯罪多容易” 等理解，但其实恰恰相反。
现实里，达莫在他的213公寓里（1990年5月～1991年7月22日）一共杀了12名受害者，这些都发生在达莫的缓刑期内。也就是说，他当时是受监管状态的。而且他不仅被监管，还一直持续参加与戒酒和心理/精神的相关治疗项目。说白了，在那段时间里，达莫是不间断地和缓刑官，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咨询师等各种相关专业人士打交道。然而期间不仅没有一个人发现达莫有极高危险性的异常，反而给予达莫好评，说他是他们遇到过的最配合，最服从的一个。现实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
1988年9月达莫猥亵一名 13 岁男孩（受害者14岁老挝少年的哥哥），198九年1月30日定罪，198九年5月23日宣判5年缓刑和1年惩教院。达莫完成10个月服刑后获得缓刑释放，开始了他的5年缓刑假释。
自1990年3月开始（至1991年7月23日），Donna Chester 担任达莫的缓刑官。他们最后一次会谈是 1991年7月18 日，4天后，达莫被捕（1991-7-22）。
Donna Chester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社会福利学院，主修刑事司法。1990 年 1 月 9 日，她成为州缓刑/假释官，1990 年 2 月 25 日被分配到密尔沃基性犯罪科。在受培训后，1990 年 3 月，她接手了一名离职假释官的全部 121 起现役案件。分配给她的所有当事人都是性犯罪者，其中大约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被认为是高风险并处于最高监管程度。 （通常来说，性犯罪者被认为比其他类型的犯罪者具有更高的风险。）此外，她还有大约25个“机构移交案件”（“预备假释”状态的案件）需要她的大量时间和很多文书工作。
Chester 每月会谈达莫两次，会谈时间从10分钟到1个小时不等，大部分时间都超过半小时。Chester 说她 “倾向于花更多的时间给达莫提供咨询服务，而不是提供所规定的平均时间”。
Chester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让达莫接受戒酒治疗，因为法院已下令将这种治疗作为缓刑条件。达莫将他的问题归咎于酗酒，达莫的父亲也强调了解决达莫酗酒问题的重要性。所以，Chester 让达莫参加 DePaul 康复医院的一个非住院式的强化戒酒项目，该项目从1990 年 5 月 22 日～ 1990年11 月15 日。无论是从达莫的档案还是从她自己与达莫的联系过程中，Chester 没有理由依据相信，达莫有药物滥用问题。随着他通过该项目取得了进展，达莫每周去DePaul康复医院见他的顾问1～3 次。经他的顾问转介，他通过DePaul接触到一名精神科医生和一名心理医生。Chester与 达莫的顾问有定期联系，顾问报告说达莫非常配合并且似乎在取得进展。她也没有从DePaul康复医院的工作人员那里得到任何反映可以表明达莫似乎很危险，或者他在重新陷入犯罪活动。 1990 年 11 月 15 日，她从DePaul康复医院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达莫成功地完成了该项目。
大约在 1990 年 8 月 13 日，Chester 开始担心达莫的情绪抑郁问题。她与单位的心理学家 Joan Kojis 讨论将达莫转诊到惩教部临床服务单位。Kojis告诉她，由于达莫有工作、有保险并且已经在 DePaul 接受治疗，他应该被转诊给那里的临床医生。过了一段时间，达莫在 DePaul 的顾问打电话给Chester，建议达莫去看精神科医生治疗抑郁症，并为达莫预约了DePaul的医生。
1990 年 8 月 27 日左右，Cheser将达莫转诊到密尔沃基县心理健康中心进行评估和治疗。她打电话安排心理评估，被告知达莫本人必须来，否则无法预约。1990年9月4日，Chester通知达莫前往心理健康中心。
DePaul 工作人员向Cheser报告的唯一问题是，1990 年 9 月10 日，达莫每周三次的尿检中有一次对安定（镇定剂）呈阳性。Cheser命令他到她办公室。达莫声称该药物是先前治疗的残留药物；再次进行尿液分析，其结果为阴性。Cheser警告达莫停止服用任何药物，除非他现有处方，并且要他去密尔沃基县心理健康中心进行心理评估并进行审核。 1990 年 10 月 8 日，达莫过去做心理评估。他告诉Cheser他没有做心理评估所需的 200 美元，而且此后他还将被要求支付治疗费用。Cheser与该部门的临床服务部门讨论了达莫的治疗方案，因为他的抑郁症似乎加重了。该单位的精神科医生再次表示，由于达莫在DePaul接受治疗，所以将 达莫转诊给那里的临床医生会更合适。
大约在 1990 年 10 月 23 日，Chester 得知达莫已经在DePaul看过精神科医生。 DePaul 工作人员中没有人建议Chester达莫有危险性应提高他的监管程度；也没有建议告诉她除了她已经做的这些之外，她还应该做些别的什么。达莫告诉她，医生开了抗抑郁药，但他买不起。这引发了一次咨询会谈，Chester告诉达莫，他必须改变他对金钱的消极行为和态度，要优先考虑他的需求，把钱花在必需品上，而不是他想要的东西上。
达莫缓刑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 Ambrosia巧克力厂工作。他几乎没有缺席任何与Chester或他被转介的人的约谈。他符合缓刑监督的目标和宗旨，是Chester处理过的案子里最合作的当事人之一。
达莫一直说他没有再喝酒，他在 DePaul 的尿检结果对酒精也一直呈阴性。他告诉Chester，他偶尔会参加酗酒者匿名会议。在 1990 年 11 月 5 日的会谈，达莫和Chester谈了他想用破产这种方式作为处理他债务的手段。他告诉她，这样他就可以从他的DePaul心理治疗师那里买到较低价格的抗抑郁药物。
1990 年11 月15 日达莫在DePaul完成治疗后，他告诉Chester他将继续在那里就他的抑郁症和性问题看精神科医生，并且他正在服处方药。 1990年12月4日，DePaul工作人员证实了这一点。他们指出，达莫是他们最合作的客户之一，他只缺席过一次预约。1991年2月，达莫第一次与Chester失约。他打电话道歉，并在下一次预约提前一周自愿前来。他报告说他正在设法获得药物，而且他没有再喝酒。Chester将他转介到咨询中心的男同性恋互助小组。 1991年3 月，被Chester联系了咨询中心，设法想让达莫接受性犯罪者治疗。该中心拒绝接受达莫，因为他的罪行不符合猥亵儿童的典型情况。鉴于这种拒绝以及达莫在 DePaul 的治疗已经结束，1991 年 5 月Chester 再次尝试从该部门的临床服务部门为达莫获得临床医疗服务。 达莫得到了1991年6 月 11 日与 Dr. Crowley的预约。Dr. Crowley是该部门的心理咨询师。Dr. Crowley没有发现达莫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只有轻微的抑郁症，并给了达莫一张精神病药物的代金券。Dr. Crowley在报告里没有表明（达莫）有潜在的危险，也没有对Chester提出任何建议。
1991 年 6 月 24 日，Dr. Crowley再次与达莫见面。无论是抑郁症还是其他问题，达莫没有报告任何重大问题，并预约 6 月 27 日的Dr. Crowley。7 月 8 日（在他谋杀 Jeremiah Weinberger 两天后）达莫和Chester会谈，并报告说与Dr. Crowley，他正取得些进展。达莫担心他会因为旷工和迟到而被解雇，并且他正在考虑如果工作没了他就自杀。Chester不相信达莫有自杀倾向；事实上，在她看来，他似乎功能完善（fully functional）。她知道达莫两天后与Dr. Crowley有预约，她就他的工作问题给达莫提供了相关咨询。
与达莫的会谈一直持续到 7 月 18 日（达莫被捕前4天），Dr. Crowley在此期间没有看到任何危险的迹象证明，也从未向Chester建议她应提供更严密的监管或采取任何其他的措施（除了她已经采取的措施之外）。
Chester 从未有依据需对达莫采取惩诫行动或监禁他。鉴于达莫对监管的服从、他对转诊的跟进、他有稳定工作、他参与治疗、没有任何关于暴力或非法行为或警方联系的报告，以及没有任何给他治疗的专家对他的问题发出任何警告，Chester没有依据也没有理由相信达莫需要严密监管。以工作量调整为理由，她提交了四次豁免家访的请求。这些请求分别于 1990 年 5 月 1 日、1990 年 6 月 1 日、1990 年 11 月 29 日和 1991 年 6 月 17 日得到了她的主管James Wake 的批准。Chester从未家访过达莫的住所。她与他的所有联系要么是在她的办公室，要么通过电话进行。
Chester 在达莫案件曝光后的会谈中说，通过她对达莫所记录的81页文件里得到的对他的印象而中间从未对达莫有过任何警觉的主要原因是达莫似乎除了杀人这个事情之外他什么都说。Chester表示，达莫有时会表现出有兴趣谈论他的性取向，还谈到他家庭情况的紧张，他一直在抱怨他个人财务问题，几次提到想自杀的念头等等。在Chester的缓刑日志里，达莫似乎是一个很孤独的人，与家人疏远。警方报告也显示，随着工作情况的恶化，达莫的谋杀行为变得更加频繁。
1991 年 10 月 31 日（即他儿子去世117 天后），Jeremiah Weinberger（17名受害者之一）的父亲向威斯康星州及其雇员，尤其对Donna Chester以及她尚未透露姓名的主管要求索赔至少5万美元的赔偿。
Weinberger的父亲声称 Donna Chester在缓刑期间没有按照要求家访达莫；没有对达莫即将精神崩溃并重犯恶习的迹象采取行动；也没有做出为达莫寻求咨询的任何尝试。他声称，Chester不想去达莫的公寓家访是因为他住在一个种族混杂的社区。而 Chester不去家访的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助长了达莫在他公寓里进行谋杀犯罪，因为他没有理由担心他的缓刑官会去那里家访他。
大概是Chester的依据无可争辩，Weinberger的父亲撤销了他指控里关于Chester没有对达莫采取任何措施给其提供咨询这一项。但他仍然辩称：1. Chester 罔顾后果草率地接受了不合理的繁重案件工作量，这导致了她没有进行家访以及她没有意识到达莫的精神状况正在恶化，这剥夺了他儿子和他自己的正当程序；2. Chester对达莫的监管不力，使他儿子在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剥夺了生命。
但是，他这样的辩称论点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他的儿子，Jeremiah Weinberger，不是被Chester谋杀的，而是被不代表州（state）行事的第三方（达莫）谋杀的。根据第14修正案，保护个人免于未经正当法律程序被州（state）行为而被剥夺生命，而不是（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免于第三方的行为（参见参见 1980 Martinez v. California案）。宪法没有规定为保护公共安全免受个人行为者(private actors)侵害的义务，只有当州行为者(state actors)造成危险情况或使受害者更容易受到伤害时，他们才能承担责任（参见1993 Reed v. Gardner案）。
Weinberger的父亲坚持认为，Chester没有对达莫进行家访是导致其子死亡的康州的疏忽：如果达莫没有他公寓的隐私权，谋杀就不会发生；因为达莫知道他公寓是安全的，他的缓刑官不会去那里。
但这个论点不仅其前提有问题，而且Weinberger的父亲既没有表明达莫知道他的缓刑官不会去他公寓家访，也没有表明她家访是不事先通知且周密的，没有表明这两个因素对于阻止 达莫使用他的公寓进行谋杀和存放遗体是至关重要。即使其子确实不会被谋杀，但对于Chester没有做突然家访达莫公寓，她的过失并不具有法律意义的因素（参见1995 United States v. Feliciano案）。
所以，如果Weinberger的父亲想力争对Chester索赔要求成立，他就必须证明对达莫的监管造成了或增加了其受害者的伤害，或者以某种方式使受害者更加脆弱。而事实上，受害者的处境并不会比假设康州从未对达莫进行监管来得更糟糕。受害者没有被拘留或以其他方式限制了他们照顾自己的能力，受害者肯定没有被置于他们本来不会面临的危险境地。即使在监狱里，康州也有保护囚犯免受其他囚犯暴力侵害的特殊义务，因为监狱“剥夺了囚犯几乎所有的自我保护手段，并禁止他们获得外部援助”。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Chester 从来不知道有对任何一个受害者造成严重伤害的重大风险存在。达莫对她监管的配合与服从使她没有理由对此产生怀疑，给达莫提供治疗的专家医生们也都没有注意到有任何让他们对达莫的危险性产生怀疑的事情。尽管Chester知道达莫是一名性犯罪者，可能会再次犯罪，但她没有特别的理由让她相信达莫会在自己家中的隐私范围内做那些事情。
到最后，因为Weinberger的父亲未能举出任何事实来证明Chester的行为剥夺了他和他儿子的正当程序权利，也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证明Chester在履行职责时轻率大意甚至疏忽。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Chester 的行为认真且谨慎。不能仅仅因为她在进行正常处理时发生了她无法预料到的行为而被认定为疏忽。最终，Donna Chester 获得了简易判决（summary judgment）指控不成立。
Donna Chester对达莫的会谈日志记录原文内容可参见此链接回复区序号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