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道(2019)
简介：
- 为破获一起大型国宝失窃案，身为刑警的赵红雨（焦俊艳饰），为了调查亲生父亲万正纲（范伟饰）的现任妻子林白玉（陈数饰），在搭档邵宽城（宋洋饰）的掩护之下，到其身边卧底。就在案件得以水落石出之时，这批国家宝藏竟在警察的严密监控下不翼而飞，林白玉也突然失踪……
演员：
影评：
每年11月，常常都是进口片众多、年底重磅华语片尚未到来的一段档期。所以在进影厅看《长安道》之前，并没有想到这会是一部蛮不错的华语电影。
从类型角度而言，这部悬疑犯罪电影传递出了不同于大多数常见同类项的气质。很大程度上，这拜电影的剧作所赐，元素丰富，糅合得也较为成熟。人物情感与影片主题互相缠绕，达成了层层深入的效果。
影片采取了多线碎片化的叙事策略，而且在开头就揭示了女主角赵红雨（焦俊艳饰）死亡的最终结局。一桩“事先声明”的惨案发生，观众必然会意识到开头来自赵红雨父亲万正纲（范伟饰）的口述并不靠谱，不同版本的真相有待揭晓。
视角在之后便开始轮转——原来，赵红雨的出现是为了破获一起大型的盗墓失窃案。她负责调查父亲的现任妻子林白玉（陈数饰），在搭档邵宽城（宋洋饰）的掩护之下，到其身边卧底。但就在案件得以水落石出之时，这批国家宝藏竟在警察的严密监控下不翼而飞。事件陷入谜团，并在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如果说大多数悬疑犯罪片都会强调案件本身的包装，会将重点放在案件的前因后果和层峦叠嶂的叙事结构上。那么《长安道》则是一部蛮特别的“异数”，它的前因后果在开头就摆在了我们面前，主打的内容更适合被看作是“从情感出发的悬疑”。某种意义上，这是反类型的创作——在扣人心弦的案件之中，编导放弃了将重心放在警方破案的“抽丝剥茧”上，而是把人物面临的多重困境摆到我们面前。
相比于导演李骏的上一部作品《惊天大逆转》，《长安道》有了些许进步。《惊天大逆转》很像一部标准化的“韩国犯罪片”，有着工整的同时也挺好猜的剧本，概念亦并不复杂。但《长安道》则显然不是靠“逆转”就能简单说得清楚的。
在人物关系（尤其是这对父女关系）的设计上，《长安道》采用了一种相对极端的设定。赵红雨愤恨父亲在十多年前抛下自己和母亲，对他的情感是复杂的。再次重逢，万正纲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去尽力补偿女儿，赵红雨则因身份的特殊而陷入挣扎，要在法理与人情中作出抉择。
可以发现，《长安道》中既包含了当下社会颇受热议的“原生家庭”问题，诸如父女代际之间亲情的隔阂；又塑造了万正纲这么一个鲜活的“油腻中年知识分子”形象。前者的话题性无需多言，在影视作品中颇为常见，相比之下，后者更值得被说道。
万正纲是一个极富戏剧冲突的核心角色，代表的其实是我们上一辈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这几十年中，人生不断地离析、重组，并且与子女产生了非常强烈的理念冲突。这构成了影片推进的前提，其中所显露出的，既是万正纲的自我审视与中年危机的“双重围困”，也是新一代年轻人所要面对的问题源起。
作为一位看似“一心学术”，实则只在乎自己的面子、形象的历史学教授，万正纲的人物形象颇具典型性。在影片中，他的为人与处世方式不断地转变，而当我们深究起这种转变的原因，却又现实无比。
对外，他是受人尊敬的著名学者，但外人看不见的内在真相，却全是千疮百孔。一方面，他自己的节目《唐史讲坛》收视不佳，即将被砍，与电视台的合约马上到期，事业上可谓“万马齐喑”；另一方面，他在家庭中也要忍受来自女儿的敌对、来自妻子的明枪暗箭，家庭地位岌岌可危，甚至连尊严都在丢失的边缘。
于是乎，他才会滑向犯罪的深渊。但最令人震惊的，还是他在面对深受重伤、快要死去的女儿时，产生“救与不救”的两难选择。那一刻他的“失神”与逼问女儿到底会不会报警，击中了我。
不难看出，万正纲的可怜与可恨之下，是过时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尴尬。当下时代的转向就从此中也得以诠释——知识在后现代状况下变成了一种商品，它的衡量价值彻底地发生了改变。有人能适时合宜地将自己进行“包装推销”，获得灰色收入，但他们也很容易会陷入歧途甚至不堪的境遇之中。对万正纲而言，名誉、面子是重中之重，令他不惜犯下大错，也要维护到底。
这种复杂的人物形象，很难想象如今除了范伟老师外，还有谁更适合出演。上一次在影院中看范伟饰演男主角，还是梅峰导演的《不成问题的问题》，他凭此夺得金马影帝。那部电影中的丁务源，同样是一个好面子、精明而又虚伪的中年知识分子，展露的是中国式人情世故中的弊端。《长安道》何不是如此？范伟让万正纲这个具有多面性的角色拥有了说服力，是又一次不错的表演范例。
当然，影片中的其他演员也表现出色。焦俊艳饰演的赵红雨、陈数饰演的林白玉、宋洋饰演的邵宽城，都是“一体两面”的角色。影片中的这三个主角，虽然没有万正纲那么多变，但也都拥有着各自复杂的面向。
从中可以看出，《长安道》所看重的是人性的“灰色地带”。从始至终贯穿全片的，是人物之间流转的情感状态，每个人之间的关系都保持着张力，以此直通影片在主题上的呈现。
看完影片第一幕时，我还一度揣度，影片最终也许会有新的生机，让赵红雨的命运得以反转。但《长安道》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走向了一个颇为暗黑的血色结局。
导演李骏借用悬疑犯罪电影的外包装，不仅讲述了一个充满着情感纠葛的故事，而且从中透出复杂的主题探讨。不得不说，放在11月，这的确算是一部值得看的电影。
题记：“你们凭什么这样对待一个做学问的人，而且是你们的父辈！”
——在面对揭穿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的警察面前，万教授这样吼道。
1.自视
范伟所饰演的万教授可称为是戏眼。他自诩知识分子，然而在万的心中脸面尊严大于道德法律，男权和父权重于学术知识。这部戏所设置的矛盾冲突，在于剖开男权和父权，然后给观众看清万教授这场悲剧的肌理，这把刀正是封建男性最怕的——妻不贤子不孝。
不忠的妻子是对封建社会中男人的最大羞辱。出轨就像一根针，轻轻一戳就能把所有以男为尊、仰视男性的幻象泡泡戳破。讽刺的是，万教授掐住妻子的脖子对其咒骂，却忘了是自己也出轨过，甚至差点毁了女儿的一生。
但万教授理直气壮地解释为——无关风月。
同样是违背婚姻中的契约，甚至万教授还伤害了无辜的孩子，为什么他比妻子更高贵呢？
因为万这种人的自视，永远是带着圣光的特效，加上厚厚的滤镜，用显微镜寻找自己的优点，仰视自身的高尚。
不得不承认的是，士一直是自视高人一等的。士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是各种传统美德的载体，微妙的是，这话反过来说也可。在掌握了几千年的话语权后，士好像天生就是高风亮节的，铮铮铁骨的。甚至发展为，如果一个人“留取丹心照汗青”，就认为他奉行了士的道，而不是道本身。
因为是围绕在真理旁边最近的一群人，有些士大夫们看待自己仿佛也像看待真理一样。把真理弄得云山雾罩，并时常攀扯上道德法律加以混淆，是许多士大夫中的败类所为。
那么士是一群怎样的人呢？——用一句废话来形容，就是人罢了。他们并没有比普通人强。电影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不如普通人。掐住出轨妻子的脖子的时候，著名唐史教授喊的是“在唐朝我可以宰了你们”，冷漠看着女儿死去的时候，这位慈父说的是：“我最喜欢吃糖的俊俊”。
追求精神自由的人，恰恰是画地为牢的傻子。《长安道》可谓刀刀见肉。
2.罪责
在《长安道》的预告片中，有这样一句话：“父责难逃，父罪难赎。”
这部电影的亮点之一在于处处体现着狰狞的矛盾和巨大的讽刺感。万教授为补偿女儿不惜违法犯罪，最后女儿仍死于他的懦弱和冷漠。逃脱的父责用父罪来偿还，就如同先把女儿的童年打碎，然后把她按在一地玻璃渣中。亡羊毁牢，令人心悸。
电影在此处有一个巧喻。红雨是万教授的亲生女儿，倾注一生心血的唐史研究也如同万的孩子一样。但是对这两个血脉和精神上的孩子，他却能说弃就弃。其中不能说没有真情实意，究其根底，对女儿抛弃补偿又杀害，是在处境与道德满足感之间精细衡量结果，对学术的痴迷和背叛也不过是出于对尊严的痴迷和膜拜。
不管是学术研究还是父权、男权、史学家的地位、士大夫的自尊，不过是自私冷漠的遮羞布而已。不管是面对妻子、女儿还是警察，万振纲最爱强调的是“我”这个概念，只不过这种唯我独尊的虚妄，在女儿面前被放到了最大。
其实学术、妻子和女儿三个设定，是电影设置的三面镜子，用来对比他自视的过高与他视中的可憎。逐步反射出万教授自我观念的无限大，。亲手害死红雨，他还在说：“谢谢你管我叫爸爸”；红雨质问他当年的背叛，他动情地描述起一个利欲熏心的女人对自己的虚情假意。
在其后面对警察的过程中，他仍然是一身正气、不惧风雨的高傲文人模样。其实当家人用生命把他赖以为生的皮剥下后，这个人物形象自然而然地走到警察所代表的法律面前。然而已经被电影解剖到筋肉的他，仍然是一副不惧风雨的高傲文人模样。
万教授的天真很可怕。他对道德法律视而不见，自诩被发跣足的仙人，高唱“吾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可以“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可终究是责难逃，罪难赎。
3.漫思
这部电影用解剖针把知识分子的浪漫剖开了，把公平客观的目光投入一个藏在封建角落里的知识分子的灵魂中，于是他失明而疯。原来浪漫并不可笑，而有时候在扭曲和压抑的心理下，浪漫变成了冷漠和恶毒的蒙眼布，让人待在安逸的黑暗里，直到迎头撞上南墙。
万教授珍视自己的面子，就像珍爱眼睛一样。看顾尊严和荣耀时他化身列文虎克，在面对自己施加给别人的苦难时，又仿佛长着看到他错误的眼睛就是原罪。于是一眼洞若观火，一眼蒙上白翳，首鼠两端，最后只剩下一张一戳就破的皮。
原著小说名为《长安盗》，意为以一座古墓为点，写千年两端的故事。可是连接千年哪需一座唐墓？万教授这样的人便延续了千年。其实人生处处是此与彼、表与里、自我和他人、灵魂和躯体的选择，无关职业和风月。悲剧也不是时代的，而是人潮涌动中的一抹暗色。作为科研工作者，勉强能够得上知识分子的笔者看完电影心情沉重，惟愿知识分子的浪漫是化作推翻旧说的勇气，自视的眼神是对人性深刻的反思，才不枉寒窗几十年的求索。这也是笔者对自己的鞭策。
改编自海岩《长安盗》的《长安道》用的是双时间线交叉推进的叙事方式，刚开始时会让人有点摸不着北，同样角色的妆发和行为差异很大（尤其是女主赵红雨），但这种混乱随着剧情展开很快就消失。
玄乎的中国式面子
从电影叙事角度来说，双时间线交叉的剪辑手法编织出一个异常立体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万正纲（范伟饰），也通过这个身份带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中国式面子。
万正纲做了一辈子的学术，是真正难得的能够凭着良心说“出于污泥而不染”，与世无争，更不与人结仇。在电影里他的两次关键性转变也不是为了名利，而是怕外人知道真相之后损了面子。
最后他和女儿赵红雨的对话，让人深深觉得这个角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令人唏嘘的地方不是因为他想要不属于自己的利益，而是竭力想维系那个子虚乌有的“体面”。为了这两个字，他在很多事情上都做得过了火，成为中国式面子文化又一个典型牺牲者。
单单是这样的一个角色设定，就已经让他成为《长安道》中最令人惊喜的角色，而范伟的演绎更是让这个角色变得更具说服力。
中国式面子，是最令人困惑的中国文化之一，不仅让不熟悉中国文化的外国人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连日常将这两个字挂在嘴边的中国人自己，也未必能够说得清楚。
关于面子，我们有太多的相关俗语了：人要脸树要皮、死要面子活受罪、僧来看佛面、人活两张皮……
美国传教士Arthur Henderson Smith曾认真探讨过“中国面子”问题，试图给出一个准确的解释和定义。对此鲁迅就评论说：
“面子”是我们在谈话里常常听到的，因为好像一听就懂，所以细想的人大约不很多。但近来从外国人的嘴里，有时也听到这两个音，他们似乎在研究。他们以为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
但直到现在，包括常常将它们挂在嘴边的我们，也没有人能够真正搞懂，中国人所说的面子，究竟是怎么一个玄乎东西。
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的微妙抗衡
片中万正纲反复提到的武则天和武惠妃佚事，也体现了中国面子的这种隐晦性。
武惠妃生前并没有能够成为皇后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满朝大臣对她本人、或者对武氏的东山再起有什么忌惮，而仅仅是怕又迎来另一个武则天。
他强调说“中国历史是一部男人的历史”，即使是曾经将全中国男人压在裙下的武则天，她的故事在日后也是由男性来选择如何讲述。
作为中国男人最为忌惮的女性，武则天的存在反向强调了中国男性面子文化在两性态度中的微妙态度，一个中国男人不介意一个女人坐上社会权力的最顶端，而只在乎这种状况会让他们丢了面子。
它从两性角度折射出了中国式面子背后所隐藏的集体属性，它与西方根植于个人主义的“尊严”“自尊”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式面子有着强烈的集体社会属性。
很多研究表明，“中国面子”如此纷繁复杂、让西方世界（甚至中国人自己）完全摸不着头脑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东西方社会的个体自我构建的文化根源不同。
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背景下的自尊/尊严等个人情感都是以个体感受作为发源点，而个人主义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从来都不曾是主流思想。
中国社会讲求的是“大和谐”、社会协同、集体利益，即使是在旧时的封建制度下皇帝对国家的管理模式，也是通过将权力一级级下放、落到民间各个家族，维持家族的稳定和谐达到整个国家的和平统治。
集体意识下的“面子”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和集体的利益和荣誉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社会舆论也成为了是否有面子的风向标，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而社会舆论本身又是一个极其不稳定、无法预测的一个变量因素，是否有面子这件事也因此变成无法预测和控制。
在《长安道》里，万正纲异常行为的背后，有着两层的动机：
林白玉的出轨让他在旁人面前面子挂不住，尤其考虑到当初两人的结合也是婚内出轨，这就让万正纲的处境更为尴尬了。
较之妻子出轨，得知真相的赵红雨对他来说更是一个定时炸弹，会严重威胁到他学术界的地位。这对一个自视甚高、一生都贡献给学术圈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不可想像的。换句话说，这个脸，万正纲也丢不起。被自己圈子所唾弃，对他而言，就是一个致命打击。
学者Stella Ting-Toomey曾在1985年提出了“面子谈判理论”，探讨了不同文化语境之下个体对冲突局面的反应和处理。
在西方文化中，面子问题牵涉的更多是个体本身的能力和情绪控制问题，而在东方文化中，面子关乎个体的社会地位和群体威望，而社会地位和威望又和个体未来的利益紧紧结合在一起。所以，东方个体在面子挂不住的当下，反而更容易作出更为激进的反应。
这种激进反应不表现为对抗性冲突，而是表现为整合性维持，即所谓的面子工程。
万正纲正是通过高超手段来在整场盗墓行动中默默地把主动权抢了过来，几乎骗过所有人。在旁人人眼里，他仍然是家庭美满的好好先生，仍然是协助警方侦破犯罪案件的专业顾问，仍然是诚心弥补旧日时光的好爸爸。
面子背后的中国式关系
这种关于面子的强迫性重视背后，折射的是中国式商业的另外一层核心——关系。
资本进入中国市场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对市场缺乏了解，也不是资本不够宏厚商品不够好，而是如何具体地操作市场。
因为市场被一层又一层的机构包围着，要真正接触市场，你就必须和这些或大或小的机构、职位或高或低的个体打交道，建立属于自己的忠诚的关系网，而这个关系网中的陷阱之多，界限模糊，不曾明言，资本力量在中国市场似乎一夜间失去了它的魔力。
这也是为什么万正纲会成为整个盗墓案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单纯的古玩买卖在中国没有办法流通，而是需要像万正纲这样的正统文化中的一级话语者背书，盗墓集团才有可能脱手到手的宝藏。不然，偷了东西卖不出去，也是白费功夫。
他的历史学教授、电视节目主讲人身份成为这桩非法买卖中最为关键的一环，这让原来经济靠老婆支持、不熟悉（也不屑于）黑市交易的万正纲一下子有了谈判资本。
这桩本来利益关系清晰明了的盗墓案，因为万正纲特殊的知识分子身份和对面子的执着，多了一层难以捉摸的迷雾。
林语堂曾经说过，这种面子不能洗，不能刷，不能刮，但可以给，可以丢，可以争取，还可以当作礼物送出去。中国人的面子，是一个既抽象又模糊的概念，但却又是一个规范中国社交生活的严格标准。
正是因为对体面身份的过分执着，中国面子文化影响之深，让一个本来不屑俗事的知识分子，慢慢变成了过往自己极力鄙视的那一类人。
而更重要的是，直到最后万正纲都没有发现自己其实变了。如果重来一次，谁又能够保证他不会重蹈覆辙呢？
范伟演的万正纲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是知识分子，不看重钱。他骄傲于或者说热衷标榜自己的出淤泥而不染，这是文艺爱好者最容易陷入的一种刻奇。这个犯罪电影，讲的是一个文艺中年的毁灭。
万正纲不但是文艺中年，而且是脑内剧场一触即发的文艺中年的顶配。动不动就能从文字创作上升到帝王将相酷吏诗人附体的高潮。他哀求着保留着最后一期电视节目，理由是有话要说否则会憋死，这种执着压倒了一般知识分子非同小可的尊严。
他当然是才高八斗还在恰当的遇到了知音兼伯乐兼财神，物质来得太容易，太充裕，也太抽象。于是可以在活在云端，假装不跟泥泞发生关系，哪怕泥浆已经没到了大腿根。
警察和罪犯一度都迷惑于他的动机，但拥有上帝视角的我们可以看到并确信，他对女儿的赎罪欲是真的，对历史的狂热痴迷是真的，对庞大名利的留恋是真的，对红杏出墙的憎恶是真的，对干净体面的洁癖也是真的。
但这些真，没法兼容在一个真的人身上。当他试图同时维持这些人设，就被它们的矛盾点中了死穴。就像一个声色犬马的名人试图维持纯情形象，就像大字不识的暴发户要装作饱读诗书。
前半段电影里万正纲是充满喜感的，喜感来自于他笨拙地处理突如其来的父女关系，无厘头地抚平妻子的愤怒，似乎是范伟喜剧形象的延续。但到后来我们会发现，那种喜感其实来自于多种人设冲撞后的凸起爆裂。
从赵红雨答应认爹的那一刻，万正纲已经毫无悬念走上了末路。曾经事事老练得体的他，突然失去了平衡内心的能力。
他处心积虑地展开复仇，策划出螳螂在后的计谋，与此同时却对联名卡会有短信提示这样的常识置若罔闻。那一部分没有没有作喜剧处理，但贯穿在这个角色身上的喜感被放大到轰轰烈烈。
这个电影里有很多犯罪分子，投行老板，公司老总，盗墓分子，他们伏法后至少都坦荡地招供。
他们很清楚自己求的是财，富贵险中求，本来就是赌命游戏，愿赌服输，所以心平气和。就像警察也很单纯，案子破了就K歌庆祝。他们都有光滑的定位，没有自我拉扯。
而自以为无欲则刚的万正纲，对精神的沟壑束手无策。多年的穷经皓首，包办一切的太太，让他早就迷失了真实世界的结构（邵宽城可以看做是万正纲年轻时的倒影）。
所以万正纲后知后觉，一败涂地。贪婪确实没有从物质上腐蚀他，却在精神战场把他杀得片甲不留。
电影的最后，万正纲近乎狰狞地嘶吼着真相不存在。自欺欺人自诩清白了那么久，他终于不得不双手沾血，终于不得不声誉扫地，终于不得不面对无法否定的自己而陷入分裂。
如果他再无耻一点就不至于这样了，或者哪怕是再贪财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