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阿克曼在看完戈达尔的《狂人皮埃罗》后开始对电影感兴趣,两年后进入到法国巴黎高等电影学院学习电影,但仅仅学了三个月便退学回家自学电影知识。1968年,当18岁的她拾起摄影机自编自导自演拍摄一名善良的女孩优雅且暴躁的自杀时,似乎冥冥之中预示了她自身生命的结局。
之所以说善良,因为她把闯入的小猫放出了充满煤气的房间;之所以说优雅,因为她哼着曲、她给自己买了束花、她给自己做个顿饭、她收拾了房间、她给皮鞋擦了新油、她翩翩起舞;之所以说暴躁,因为曲调并不愉悦、花被随手一扔、饭是随便扔锅里的一把面条、收拾房间是先乱扔一地、擦鞋油是用力擦到腿上、翩翩起舞是弄一脸果酱。
影像方面,全程手持来配合不安焦躁的情绪。开头是几个仰拍定场镜头,展现事件发生地“我的城市”,也是利用大高楼体现城市带来的压抑感。紧接着几组电梯与楼梯平行剪接提升节奏后,进到室内便来到了事件的主场地——困住每个女性的狭小空间:厨房。阿克曼在此呈现了相当自然的调度,两次利用人物挡住镜头黑场转场,两次利用镜子扩展空间。第一次是连续的摇向镜内,封住了小猫的阳台窗户免得中毒,或许镜中的世界是美好的;第二次在疯癫中跳入镜头,也是全片最后一个镜头,镜中的少女拿着送给自己的鲜花自杀离去,和这个虚假的世界选择再见。
声音方面,影片由声音开始,一上来就展示了声画分立技巧,伴随着黑场中角色哼着的曲开始出现画面,同时也起到了角色心理的外化作用,动作越匆忙哼的越急促,在视听节奏上做到了很好配合。之后做饭时愤怒般的哼唱、独舞时发疯般的狂笑亦是内心外化,将绝望心里展现到极致。全片声音都是在后期配制,并且很多声音都是人声拟音,包括划火柴、咬苹果、捅破气球、燃气泄漏,这种方式恰好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灵动。最后角色与世界告别,画面又到黑场,一声爆炸,将我和我的城市一起摧毁带走,影片以声音结束。
阿克曼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生活的糟糕很好的藏在了生活本身的细节里,是刚刚上去的电梯、是摔到地上的钥匙、是不听话的水龙头、是无聊的报纸、是扎破的气球、是燃烧的来信。
18岁的阿克曼导演手法能成熟至如此不得不让人赞叹,并且别忘了这是“1968年的18岁”,在半个多世纪后浸淫了更多影史佳作的今天,仍可令许多电影学生汗颜。
最爱的导演Chantal Akerman第一部作品。
居其母亲采访所述,阿克曼在18岁进入电影学院之后并没认为电影学院有任何实际价值,最后直接退学。找她妈妈朋友到处借钱,没有任何人帮助她,自己完成了这一部作品。
这也奠定了Jeanne Dielman里的一些基本调调,对规则的打破,就像下一个时代的人厌恶自己曾经那一代人的生活一样,毁灭了,自杀了。
全片实验性的配音是对影像的一次挑战,而全片本身内容也是对时代的一次挑战。
2015年10月5日,香特尔阿克曼自杀。
她已自杀结束了她第一部电影,也结束了她自己的人生。
撰文 瞿瑞
一
人类渴望在电影中创造奇迹,香特尔·阿克曼(Chantal Akerman)却在她的电影中创造了空无。以至于我们在初看阿克曼的电影时,常常感受到一种奇特的错位感。问题并不在于电影,而在于我们对电影抱有的定见——人们总是认为一部好电影应当让人忘记时间,以此逃避现实,香特尔·阿克曼的电影却试图让人感受到时间的绵延,坐对我们日常生活的空间。在镜头的凝视下,时间的痕迹慢慢析出,我们因此将向外探索的目光,校准为对于自身经验的审视,这审视同时朝向两个方向:我们熟悉的那个世界,我们熟悉的那种电影。
毕竟,世界上从来没有真正空无一物的地方,只有人类定义的不值得讲述的故事。或许,出生于20世纪的中点,使香特尔·阿克曼注定背负着一种特殊的时间感受。1950年将欧洲历史分隔为两半:之前是一场绵长的噩梦,之后是一次漫长的哀悼。作为出生于战争废墟上的一代人,犹太人幸存者的女儿,阿克曼以一种极其内化的方式理解何为“个人的即政治的”:如果她的母亲死在集中营,那么她的生命必将不会存在。
很多年后,阿克曼在一次访谈中讲述了她的母亲如何从集中营幸存的故事:“在死亡行军时期,当纳粹意识到他们被美苏两军围剿时,他们把集中营清空,然后逼迫那些俘虏光着脚,或者用纸包着脚,从一个营地走到另一个。我母亲坚持不下去,但她的阿姨们在她昏倒时支撑着她,还帮她咀嚼食物,好让她下咽。她们最终被一些从反方向路过的法军救下。听到这些女人讲法语,他们停了下来,用大衣护住她们,带她们经过不来梅桥,来到美国占领区。法军带她们去了医院,并一小口一小口地喂食,这样才救下了她们。太多人因为这时候狼吞虎咽而死。”
死者总是独自死去,幸存者却无法独自幸存,而是经由无数他者的努力,从死亡之中将生命一点一点地夺回来。自这幸存者的生命中,诞生了新的生命。因此,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阿克曼的生命便笼罩着死亡的阴影。“我一出生就是一个老婴儿了,因为我母亲的悲伤占据了所有的空间。她去了奥斯维辛,她的父母死了,她活了下来。还是小孩的我就感到了那种悲伤,所以我不能愤怒。我必须保护她。在和她的关系之外我无法存在……因为她是一个女人,我无法作为女人存在。她有悲伤,所以我无法悲伤。她受到伤害,所以我不能尖叫……”
这是一种分外吊诡的处境:作为“伟大的女性电影人”被影史铭记(有时也因此被影史忽略)的香特尔·阿克曼,却始终感受到自身女性身份的缺失。然而,正是这种缺失,使她意外地抵达了女性命运的核心,并无限地接近了母亲经历过的无法诉说的沉重历史。对于阿克曼而言,母亲是她生命的来源、支点、镜像。有时,阿克曼通过她母亲的生命来回溯历史。有时,通过母亲的沉默,阿克曼发现了历史的另一面。
二
对于电影史而言,布鲁塞尔这座城市养育了两位重要的女性电影作者:新浪潮的祖母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以及新浪潮的女儿香特尔·阿克曼——她们生活的年代相距并不遥远,影像风格却截然不同。阿涅斯·瓦尔达的电影充满灵感、激情,容纳了生命的伤感与欢愉,香特尔·阿克曼的电影却沉静、智性,始终笼罩着死亡神秘的阴翳。
早在阿克曼拍摄的第一部短片《毁灭我的城市》(Saute ma ville, 1968)中,已经显示出这种美学倾向。这部短片在一天之内拍摄完成,虽然制作粗糙,却充满了天才式的灵光一现。我们能在其中辨认出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的时代烙印。在1968年席卷全球的历史浪潮中,法国电影导演和迷影青年扮演了重要角色,那一年2月,戈达尔(Jean-Luc Godard)和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率领着法国影迷走上街头,抗议亨利·朗格卢瓦(Henri Langlois)被免职,影迷们从封闭的迷影文化中出走,掀起了世界革命之年的序幕;4月,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死于种族平等之梦;5月,法国的学生和工人手拉手走在巴黎街头,反对战争和暴力;接着,第二次女性解放运动开始了。西蒙娜·波伏娃的著名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让年轻女性开始意识到自己被父权制形塑的过程。她们勇敢地离开家庭领域,并呼吁掌握自己身体的权力。
与此同时,香特尔·阿克曼将女性的政治行动转化为耐人寻味的影像实验。短片题为“毁灭我的城市”,然而城市影像只在片头出现了半分钟,显示出强烈的反讽意味。城市本身具备公共政治属性。在西方文明诞生之初,古希腊的男性公民在城市中处理公共事务,形成了人类最早的政治实践。而政治(politics)一词正源于古希腊语的城邦(polis)一词。然而,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并没有属于女性的位置,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进一步将女性排除在市场之外,对于女性而言,“我的城市”仅仅意味着私人的家庭空间,尤其是私人的劳动空间:厨房。
十八岁的阿克曼在这部短片中戏仿家庭主妇的日常生活。她在楼下买花、收信,然后奔上楼梯,回到厨房。她打开罐头、烧水、煮意面、吃苹果、清洗地板……她笨拙而神经质地做着这些事情,直到厨具被扔在地上,鞋油被擦在腿上,熟悉的家务劳动开始走向崩坏。与其说香特尔·阿克曼在镜头前表演着家务劳动,毋宁说她在表演家务劳动带来的徒劳和绝望。
阿克曼的表演看似荒诞,却显示出长久以来,由女性承担的家庭再生产劳动的本质:这是为了维持生命而必须投入的消耗性劳动,这些劳动虽然维系着社会的根基,然而,由于它们并没有进入社会流通领域,生产出具备市场价值的商品,因此,女性的劳动价值一直遭受着贬低,而女性的劳动成果从来不被看见。事实上,就连“家务劳动”本身也是一个诞生于近代的社会学概念,女性主义者提出这一概念,用来阐释资本主义社会对女性的制度性压迫。
正如做饭和洗碗形成了一次家务劳动闭环——从事家务劳动的人需要在每一次劳作结束后,让厨房回到原样,等待下一次劳动的展开。在无尽的循环中,女性的生命就这样被看不见的劳作吞噬殆尽。对于阿克曼而言,这既是她对女性生活的痛彻领悟,也是一个关乎“我将如何生活”的切身问题。短片中,当阿克曼把一片狼藉的地板清洗干净,她终于有了自己的时间。她坐在厨房的角落,开始翻看一张报纸。我们可以猜测,无论她看到了什么:政治新闻、金融交易、文化活动……那都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世界,而当她将目光从报纸移向镜中的自己,也就望见了未来命运的悲哀图景:她将被禁锢在维持生命运转的重复劳作中,既无法参与社会建构,也无法实现个人价值。
至此,短片中没有一句台词,我们只听到声轨中,她在呼吸、在哼唱、在发笑。历史消除了她们的语言,使所有女性沉默地共享着一种不被看见、不被书写、无法诉说的命运。直到短片结尾,阿克曼在镜中写下宣言:“一切都结束了!”伴随着黑暗中的煤气爆炸声,香特尔·阿克曼在银幕上杀死了自己,毁灭了社会指派给女性的家庭空间,以革命性的姿态开始了她的电影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