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名: Black Girl
导演: 乌斯曼·塞姆班
编剧: 乌斯曼·塞姆班
主演: Mbissine Thérèse Diop 阿内-玛丽·耶利内克 罗贝尔·方丹 Momar Nar Sene Ibrahima Boy Bernard Delbard Nicole Donati Raymond Lemeri Suzanne Lemeri Philippe Sophie Damien Toto Bissainthe Robert Marcy Sophie Leclerc 乌斯曼·塞姆班
类型: 剧情
上映日期: 1966(塞内加尔)
片长: 65 分钟 IMDb: tt0060758 豆瓣评分:7.3 下载地址:迅雷下载
本片拍摄于1969年,是塞内加尔宣布独立的第九年,导演通过一个在法国白人家庭里做女佣的黑人女孩的不长时间,为我们展示了塞内加尔近现代独立史。
用正序的方式将剧情梳理。黑女孩和其他黑人女孩一起坐在街上,等待着工作降临,这里象征的是塞内加尔与其他的非洲国家一样在前现代的世界里等待着机遇的来临。一位法国白人妇女挑中了黑女孩作为自家的女佣,这段便对立着1864年塞内加尔正式成为了法国殖民地,黑女孩把象征着塞内加尔民族的面具献给了法国女主人,看得出塞内加尔最初对法国的殖民是充满感激的,法国带来了工作。有一个细节可以注意到,法国男主人拿到面具后,在想将面具置于何处,家里已摆满了各种非洲土制品,这里象征着法国对于非洲大陆的殖民之盛,最后在茶几上找到合适的位置摆放,法国也顺利将塞内加尔收入殖民地名录。随后黑女孩随法国人一家来到了巴黎,这里所对照的便是1946年法国正式将塞内加尔划入法国海外领地,塞内加尔公民也便成为了法国公民。黑女孩在法国公寓里穿着着漂亮衣服,佩戴着首饰,享受着成为法国公民的这份荣耀,但女主人却对她大声训斥,令其不准穿鞋,塞内加尔在成为法国后似乎并未得到该有的尊重。更有甚者法国客人极不尊重的亲了黑女孩,这便象征了法国人对于塞内加尔的极其不尊重。黑女孩抱怨着在达喀尔时只用带孩子,在巴黎除了带孩子还要做饭,这便象征着塞内加尔在成为法国的一部分后压迫没有减少反而加剧了,法国也像囚禁黑女孩一般将塞内加尔牢牢拴住任其使唤。期间,黑女孩母亲写信来,男主人在念了信后又自己写了回信,这里象征的便是塞内加尔在并入法国后便失去了一切发言权,所有都是由法国书写。黑女孩便开始了最初的反抗,不给吃饭便不带孩子,这里象征的是塞内加尔的反抗罢工。黑女孩发现这并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便抢回代表着塞内加尔民族的面具在浴缸中自杀,这里象征的便是1960年的塞内加尔独立,在经过流血死亡的代价后,终于抢回了独立。在黑女孩死后,法国男主人将面具以及女孩的遗物带回塞内加尔,这便象征着1960年4月4日同法国签署的“权力移交”协定。男孩戴着面具将这个法国男主人驱逐出了村子,也象征着正式将法国人驱逐出了塞内加尔。这里有个镜头很出色,在男孩戴着面具驱逐时,虽然画面中只有男孩一人,身后影子确有着很多的人,暗示着人民在“面具”的的带动下崛起反抗。片中还有一个学校的对比引人关注,在黑女孩走前学校里的人寥寥无几,但到最后已多到站在外面看书,这里便展示了导演对塞内加尔的希望,年轻人已经在成长,塞内加尔也将成长。
影片中对于法国夫妇的描写并不是单纯的恶,有时候你甚至觉得有在照顾黑女孩,这也便让有些人觉得是黑女孩不努力,懒惰,这也恰恰是殖民国家的嘴脸,向全世界说着来帮助你,暗地里确是殖民压迫的勾当。
带有政治批判色彩的黑非洲新电影。乌斯曼通过杂糅一定的非洲本土元素,表现了一名在法国家庭作女佣的女孩杜莉娜的痛苦经历,通过把起居工作处理成暗含剥削和压迫的含义,隐晦地象征了塞内加尔艰难的独立过程。音轨上女孩内心独白与现实声音的并置,突出杜莉娜独立之思想,试图反抗雇主家庭对她的不人道的行为。这种抗议最终就被放大到自杀的行为。实际上,女孩渴望的并非金钱,而是雇主家庭对她自由人格的尊重,隐喻了塞纳加尔希望能够得到与法国本土相同的政治经济地位。但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下,此梦想仅是枉然。当雇主夫妇发现杜莉娜的精神状态抑郁消沉时,男主人曾提出带她在城里转转,放松心情,却被女主人否决了。她说,杜莉娜在城里不认识几个人,自己要对她负责。这里的“负责”展现出的女主人极强的掌控欲,也与法国政府的高压殖民统治相似。
影像上对于法国夫妇对女孩的轻视也以极其风格化的构图表现出来。在女主人对杜莉娜万般抱怨一场中,乌斯曼将女主人置于前景,与处于背景的杜莉娜拉开较一段深的景深,形成比例缩减的透视效果,强调出了二人体现出来的大小对比,从而突出女主人与杜莉娜强弱地位的分明;并且以几何图案的门框框住女孩,暗示其所受压迫的狭小生存空间。
遭受到不公待遇的同时,作为一名非洲女佣,女孩杜莉娜也会成为一个被审视的客体,常被白人以猎奇的目光打量着。这种审时与被审视的关系早在雇主夫妇与女孩第二次见面时就已定调。
女孩初次来到雇主家庭,并花50法郎买下一个面具作为礼物送给雇主夫妇,似乎标志着他们友好关系的开端。男主人在矮凳上放好了面具。紧接着以视线顺接切接到对面具的特写。
然后画面又以图形匹配剪辑,硬切到女孩的面庞,从而生动将二者联系起来,赋予面具女孩的灵魂。
去客体化的过程是艰辛痛苦的,甚至还会导致死亡。但在割喉自杀那一刻,杜莉娜获得独属于她,或说属于塞内加尔人民的,自由,真正摆脱了强权歧视。
另外,白人与黑人的隔阂也通过一个意象承载下来:墨镜。不难发现,女主人在广场的挑选女佣,男主人在港口接女孩,以及最后男主人回到达喀尔欲归还女孩的东西,赔偿她的母亲,等等行为中,白人永远都戴着一副黑色墨镜,看不见眼睛,彰显他们的高贵之处;而相反的是,女孩在雇主家被勒令脱鞋,包括在摄影机面前换衣服等过程都是身体在外界的直接暴露,如上文所说,使得他们毫无秘密可言,成为被观察的客体。
幸好,结尾塞内加尔人民终于站了起来,驱逐白人离开自己的国度。讽刺的是,“第三世界电影”却仍离不开欧美的支持。
《马车夫》和《黑女孩》这两部电影的语言(法语)非常重要:一方面法国殖民者傲慢地标榜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改开”后我们国内也有崇拜法语及关于法国文化的一切、却完全忽略法国殖民史的趋向),而极力贬低殖民地(包括塞内加尔)人民的语言、历史、传统和文化。比如说,塞内加尔有很多种方言,重要的就有五、六种,导演塞姆班还用本地方言Wolof拍了部电影《汇票》(Mandabi, 1968)。但是殖民者将不懂法语的殖民地人民视为“文盲”。另一方面,殖民地只有少数精英会听说读写法语,教育很不普及,导演乌斯曼·塞姆班也是偷渡到马赛作码头工人后在法国共产党和工会办的夜校里学的法语。他在《黑女孩》中扮演了一位学校教师,帮杜安娜的母亲写信、帮她和杜安娜的法国雇主之间翻译。塞内加尔也有很多劳动阶层的人拒绝学法语,因为是压迫他们的殖民者的语言。在《黑女孩》中我们也看到,简陋学校里的学生基本都是男性,这里也有女性更难受到“法语教育”的性别等级问题。所以这两部电影的主人公:马车夫和杜安娜,都不会法语,也就是片中殖民者眼中的“动物”,后者对于主人的价值,就是她尽管像沉默的动物,但还能做饭、做家务。
大量劳动者不懂法语,而殖民地官方语言是法语,就催生了代写法语书信这种行业,至今在塞内加尔还有。非洲很多国家名义上独立,但在政治、经济、金融、文化等方面还受到法国前殖民者的控制,是一种“新殖民主义”形态的依附性。塞内加尔的官方语言依然是法语,货币是西非法郎。去年我跟一个医疗队到塞内加尔拍纪录片,光天化日之下在街上被人抢了手机,翻译陪我去报警。那个警察局外还有人摆摊收费代别人写状纸——感觉距塞姆班拍这两部电影六十年了,似乎什么也没改变。
所以说,语言是重要的政治。两部片中主角马车夫和杜安娜都不会法语,但他们的旁白和内心独白都是法语。这一方面如其他朋友所言,令观众更易认同他们的视角,与他们共情,更重要的,是因为电影在欧洲制作、放映,面向法语观众。这就是涉及到非洲的电影工业体系问题。从殖民时代至今,先是法国殖民者、后是美国财团控制着非洲的电影发行和放映。他们只是把非洲当做牟利的市场,只会压制非洲本土的电影工业,而非洲很多国家面临各种问题,没有资源发展自己的电影工业,或者前殖民者扶植的独裁者不支持发展电影业,因为有良知的导演会批判其腐败政治。强大的电影工业,只有在独立、稳定的国家和社会才能实现。当年加纳政治家和革命家恩克鲁玛(1909-1972)也试图发展独立自主的电影业,怎奈百废待兴,他也于1966年遭遇军事政变,被英美支持的政治势力罢免,客死罗马尼亚。
塞姆班学会法语后,根据自己当码头工人的经验、以及塞内加尔铁路工人罢工的事件,写成法语小说,成为受人尊敬的作家。他1950年代末到过中国,他的好几部小说也被译成中文出版过。但是他想同自己的人民交流,而他的人民读不懂他的法语小说。于是他决定学电影,用这种更大众、直观、通俗的媒介与人们交流。但是当时他没有机会在法国学电影,就向各国使馆写信求助,苏联使馆回复了,于是他在苏联学了一两年的电影,老师之一是顿斯柯伊(1901-1981),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乡村女教师》曾在中国家喻户晓,1980年代曾是华东师大本科生入校必看电影。与他同学的还有女导演Sarah Maldoror,她后来拍了安哥拉人民反抗葡萄牙殖民者的电影《桑比赞加》(Sambizanga, 1972)。
塞姆班和另一位非裔法国导演梅德·翁多(Med Hondo)都多次撰文或在访谈中批判殖民主义,包括后殖民时代非洲电影被欧美控制的状况。比如塞姆班用Wolof语拍摄的《汇票》想在塞内加尔放映当当地人交流,由于欧美控制的发行和放映系统,却很艰难。法国机构给非裔导演提供资助的话,也会有附加条件,比如必须使用法国的设施、后期团队等等。现在很多在欧洲的非裔导演为了个人名利,一直在拍取悦欧洲资方和观众、东方主义化、奇观化他们并不再熟悉也不在乎的非洲和非洲人的电影,我称之为“离散东方主义”,近年看到好几部,拙劣到令人气愤。塞姆班那一代导演的团结反殖精神,现在很难看到了。
另外,《黑女孩》中的音乐有政治寓意,杜安娜刚到法国时的配乐轻松、欢快,除了映照杜安娜懵懂却充满虚假希望的心情,对照后来的状况,也有一定的反讽性,揭穿殖民主义、殖民者的伪善假象。结尾小男孩戴着面具追白人雇主时我们听到的是非洲的女声歌唱与鼓声。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里讨论“暴力”时提到被殖民者因殖民暴力所产生的痛苦无法发泄,暴力能量没有转化成集体反抗的力量,只能用跳舞、自相残杀来消耗,敲鼓也是方式之一。而在觉醒后的革命时代,比如1960年代,鼓声成为革命的号角,无论在“第三电影”《燃火时刻》(1968)中的拉美,还是为反殖独立而抗争的非洲,中国曾排演过话剧《赤道战鼓》(1965)支持刚果人民的反殖斗争。《黑女孩》结尾的鼓声,已经有一定革命性了,只是这部电影在欧洲放映,导演只能比较隐晦地表达。
杜安娜的自杀可被解读为实际的,或象征性的。像她一样的殖民地人民没有出路。一方面,自杀反映了她的主体性:她被殖民者视为动物、工作机器、家具,而不是一个有主体性的人。她在选择结束自己生命时,成为了一个有主体意识的人。另外,也联想到亚伦·布什内尔,他用生命向世界发出呼声,试图获得麻木的人注意,促使他们觉醒——尽管极端麻木的人不会有反应,如影片中海滩上的人只是漫不经心地扫一样杜安娜自杀的新闻,依旧故我。但这一举动震惊到了我们观众中的很多人。
虚假意识:还没有觉醒的被殖民者没有找到出路,只能循着殖民者的路径——想取代他,而不是所有人都解放和平等。比如我们讨论到,杜安娜的着装、思路都是在模仿法国殖民者女主人,要抛弃自己国家的贫困落后,她以为到了法国就可以过上女主人那样的生活——消费主义化的法国女性的刻板印象(如精致的服装、内衣、香水,海滩度假等)。她觉醒后抛弃假发,用自己原有的发型,女主人给的西式衣服也不要了——找回自己的身份,然而这觉醒的时刻,也是她决定结束生命的时刻。
性别:片中殖民者被殖民者、性别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慧琪所言,由于法国殖民男权结构里的性别等级分工,女主人管理“家事”,于是跟杜安娜有更直接的矛盾冲突,男主人则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这里不是“底层互害”,而是“女性互害”。女性之间无法团结,由于殖民结构、由于阶级和肤色的等级鸿沟。这种矛盾在我国中产阶级妇女和来自农村的家政女工之间也存在。电影是根据塞姆班的小说改编的,小说里男主人是更负面的形象,比如性侵杜安娜等,电影里一定程度上美化了,似乎表现得通情达理,当然白人男性殖民者的居高临下不自知的傲慢是无处不在的,无论要代杜安娜写回信时,还是给她和她母亲钱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