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数字是2000万,朱熹学识渊博,著述极丰,一生的著作超过2000万字,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旺称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
第二个数字是40,朱熹毕生用将近40年的时间撰写、修订一部《四书集注》,可谓倾注了一生心血,他说“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确实,他所集注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是从浩瀚的中国典籍中精选出的中华文化精髓并加以阐释,以致于至今依然被奉为国学之基;
第三个数字是47。据专家统计,朱熹生平曾在47个书院读书讲学,其中由他创建或修复的书院就达7个,可谓南宋后复兴书院教育的最大功臣。
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折射出朱熹等人的儒者个性,将士大夫阶层卷入南宋朝廷党争、人物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交织、学术流派林立而程朱理学脱颖而出的史实,环环相扣地铺垫与映衬朱熹百折不挠复兴儒学的万古恒心?我们在挖掘史料典籍的过程中不断梳理,在历史事件中找到许多令人动容的真实细节。如第六集讲到朱熹晚年陷入“庆元党争”,在爬梳史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此时朱熹虽身处“党禁”风暴中心,被人罗织六大罪状,但他却在遭贬后超然物外,隐居武夷地区的建阳考亭,依旧带徒讲学,传播思想。当听闻有人上书“斩朱熹以绝伪学”时,朱熹一笑置之:“死生福祸,久已置之度外,不必过虑”,还专门步行赶路到麻阳溪畔,矗立桥头为遭贬湖南的大徒弟蔡元定送行。面对宰相好友赵汝愚、爱徒蔡元定等人惨遭流放,自身被诬“伪学魁首”、位列党禁名单第五名的朱熹,真的是“神一般的存在”吗?
再往下深入剖析,另外一条线索吸引了我们的注意。遭伪学之禁的老迈朱熹,竟然开始了另外一项艰辛的计划——撰述文学经典《楚辞集注》。很多门人不解,“先生平居教学者,首以《大学》、《语》、《孟》、《中庸》四书,次而《六经》……乃独为《楚辞》解释其义,何也?”带着同样的疑惑,我们寻踪发现,对《楚辞》的注解论述,贯穿了朱熹最后五年的庆元党禁生涯。朝廷毁禁理学,朱熹便借助屈原的文学经典忧时悯世、唤起世人对家国命运的呐喊。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朱杰人教授所言,“他好多话不能说,但是他用这种方式,来表明他对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一片忠心的人,对这种人的一种崇敬。”他要借书铭志,要借《天问》《九歌》般的呼喊与歌唱,让自己的追寻真理大道的精神得以自由翱翔。接下来,史书记载,朱熹逝世前最后一刻,也许感觉到自己头巾有些歪,特意示意身边人将头巾扶正。这一细节极具深意,我们特别加以“情景再现”——朱子的一生,至死都是浩然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