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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的《救世神棍》應該是林愛華老師第一次參與編劇的電影,以題材而言,在香港電影裏也算是很特別,儘管還是以嬉笑怒罵的方式來處理。三年後,艾迪墨菲也演過一部叫《Holy Man聖人》的電影,他在片中扮演一位神神道道的世外高人,遇到一個時常焦頭爛額的電視購物頻道主管,於是一場非常規的精神救贖與物欲消費之間的對抗戲碼就此上演。
雖然我覺得香港的宗教元素應該還是挺豐富的,但那可能更多是符號,而要論精神層面,至少在電影裏,看到,或者是體悟到的,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多。而中國傳統上宗教的勢力與影響當然不能跟歐洲相比,還非常容易囫圇吞棗,不追求純粹,於是佛道之間也可以坐下來“好兄弟,講義氣”。不過勸人向善這種,相信在任何一個希望自己朝文明社會進化的地方,都不會罕見,這就如同《紅樓夢》裏會有癩頭和尚和跛足道人勸人早點看破紅塵……而《救世神棍》中雖然陳小春的角色常常一副耶穌轉世的模樣,但他和鄭丹瑞客串的角色放在一起,還是更容易讓我想起《紅樓夢》中剛才提到兩位大士真人在人間的化身。
95年自然是個特別的年份,當然96年也是,在某種程度上,當年香港的政治社會問題,就好比朝鮮半島問題,成為電影逃不開的主題與底色,只是前者沒有後者那麼直接或綿長。而當整個社會面臨不確定性,心態動盪時,則所有人都需要撫慰,心理治療沒有那麼本土化,宗教信仰又沒有那麼純粹,“封建迷信”又容易變成坑蒙拐騙……那只能又祭出中華文化的大法器,那就是融入一爐,像做獨創的怪味湯一般,把當時當場能拿到手的調料都往裏擱一點,至於比例多少,那只能是靠直覺心情和意外了。
而把這種手法放在《救世神棍》上,那就是用騙局來包裝一個救世的信仰,從而試圖達到一種電影手法上的撫慰世人觀眾心靈的功用。聽起來轉了好幾個彎,很不直接,但事實上並不複雜,還應該非常接地氣,當時香港的地氣。
梁朝偉演的是個“騙子”,跟“封建迷信”也有著不解之緣。當然他不是那種主動出擊去佈局的那種,而是守株待兔,等著傳統信徒上門來“求騙”。同時他看起來是個非常正直的男主角,而且因為入錯行,還常常良心不安。而林保怡扮演的角色一上來就跟他分道揚鑣,是個明顯的反派。這也是香港電影在處理善惡方面常用的手法,那便是當一個主角處在灰色地帶或心態時,就安排一個純粹的反派跟他作對,這樣子,不但是主角本人很容易釋懷,連觀眾都會很快放下道德的成見,站到主角一邊,體諒TA的苦衷與無奈。
接著很快,陳小春所扮演的角色就登場了,跟三年後的《聖人》中艾迪墨菲世外高人的角色不同,陳小春的角色腦子不是很靈光,大家平時都欺負他,但他的登場卻是以一副受難耶穌的樣子出現,這不是出於他的自覺,只是為了一個派對做“Cosplay”的表演賺點錢,當然對於編導,這樣的巧合安排,更是為了方便進入主題。梁朝偉之前跟林保怡相比,混得很差,有點一蹶不振,但突然間他在陳小春身上,或者說打扮上找到了靈感與希望,於是幫他改名為“達達”大師……
雖然傳統語境裏,大智若愚也會常常被用到,但很少會落到實處,不過跟《聖人》相比,更大的不同在於,艾迪墨菲的角色不但是第一男主,還是有完全獨立的自我意識的,而陳小春的角色沒有,他不是大智若愚,只是智商有問題,他幾乎沒有什麼主動性,更多得依賴梁朝偉角色的良心,以及編導的職業驅動,來成為一個“信仰”的無辜犧牲品,或者世俗的倖存體驗者。
而梁朝偉角色的日子其實也好過不到哪去,一開始他利用一個當紅明星的公關危機,讓“達達”上位,而某種程度上流行文化塑造的巨星,其實跟宗教領袖有很多相似之處。但這只是第一步,雖然現代人的智商情商,以及判斷力,可能遠遠沒有TA們自以為的那麼高,但要讓“達達”成為一個信仰界的“天皇巨星”,還得有更多的“奇跡”。但問題是,接下來梁朝偉所能做的很有限,一方面,剛才提過,他本質上是個住家騙子,等著別人上門,而不是主動出擊設局,另一方面,“達達”大師的局,不太好設。於是接下來這個“騙傻”二人組的成功,幾乎都是靠巧合,而不是梁朝偉提前的計算與佈局,不管是猜賽馬,還是股市。也就是說,只要過程中有一處不巧合,達達就上不了位,梁朝偉的角色也就社會性死亡了。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還是分兩方面說,一來就如剛才提過,這裏面陳小春是沒有自我意識的,都是梁朝偉在安排,而梁朝偉的動機很直接,但手法很被動。其實如果開始時梁朝偉只是在旁觀,發現陳小春一直在創造奇跡,但身為一個從小訓練到大的本土騙子,他其實是不相信什麼奇跡的。所以他一直以懷疑的眼光來接近和看待陳小春,而且一會兒懷疑,一會兒又相信,也就是說,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雖然看起來他和陳小春是一對搭檔,但實際上他和那些被騙的人一樣不確定,不確實陳小春到底是真聖人,還是假神仙……
另一方面,還是此片的風格問題,那就是到底是渲染一個精緻複雜的騙局,騙中騙,外加信仰與神力,還是做一個社會心態的隱喻?現在的《救世神棍》是兩者都沾了一點,混為一談,但兩者都做得不純粹,所以到處是巧合與喜劇氛圍粉飾下的騙局,但下一場又變成了音樂烘托下對社會和信仰的隱喻。
而我的設想很簡單,陳小春的角色不要是弱智,而可能像黃子華一樣,本來在娛樂圈混得不怎麼樣,都想退圈了,但“臨走”前做了場棟篤笑,所說的內容不但是搞笑和針砭時弊,還有對於香港明天的預測,未成想預測成真,大獲成功,不走了,留下來到紅館開棟篤笑演出,說出更多的笑話,哲學思辨,還有對香港後天的預測,他的地位與影響力很快就跟歌壇巨星並肩,也就相當於原片中杜德偉的角色。
雖然香港當時不管是傳統信仰,還是社會心態上都挺空虛與失衡,需要慰藉,但不是每個人都相信這個類似於黃子華的“神”,其中就包括莫文蔚扮演的傳媒記者,她不再像原片中那麼追逐名利,私生活混亂,而是反過來是非常正直與理性,她抓住一切機會去接近和採訪“神”,要揭穿他的假面具,或者說是還原他世俗的一面,但又有一些瞬間,莫文蔚又不由得開始相信起來,而她內心,以及過往也有一份不堪回首,於是很多彷徨,甚至是“邪念”也會趁虛而入,儘管她一直強調自己的職業理性,道德良知,以及社會責任感。當然,這樣設想的最後,可能還是個開放性結局,就是這個“神”還是時真時假,而莫文蔚以及身邊的人,甚至當時的香港,都得到了某種象徵意義上的救贖,於是在這個結尾處,這個神的真假,已經不是最重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