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女孩 La fille inconnue(2016)
简介：
- Jenny是一名年轻的普科医生。一天晚上，在诊所关门后，她听到敲门声却没有开门。第二天，她听说警察在距离诊所不远处，发现了一具身份不明的年轻女孩的尸体。
演员：
影评：
- 2016年戛纳电影节，达内兄弟再次毫无悬念的进入主竞赛单元，带来了他们的第九部长片《无名女孩》。然而，自从影片首映开始，关于它的恶评便开始此起彼伏地出现，不少人更是大跌眼镜，认为这部作品是达内兄弟二十年来最差的一部作品。随后，他们似乎也是在众多恶评之前有所顾忌，将戛纳电影节上放映的113分钟版本重新删剪至106分钟。事实上，《无名女孩》不仅打破了多年以来的片长纪录，再次陷入“100分钟怪圈”（上一次还是2008年的《罗尔娜的沉默》），并且还首次打乱了达内兄弟原子时钟般精准、每三年一部作品的创作节奏，所以也有不少人猜测，急功近利或许就是他们本次失利的最重要原因。
抛开这些无由的猜测，先来看看影片本身：一天晚上，医生杰妮已经下班，诊所大门也已经关闭，不料一名黑人女孩按响了门铃。杰妮没有开门，导致女孩在不远的河边因失血过多身亡。她满怀愧疚，想通过行医时发现的各种线索找到女孩的真名，却屡屡遭受挫折。更吊诡的是，人们与无名女孩被害案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却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提供信息，甚至以暴力胁迫，要求杰妮停止私家调查。
本质上来说，《无名女孩》就是一连串暴力的因果链。从推搡杰妮的小男孩布莱恩，到无意识状态下嫖妓的兰姆伯特，几乎每一个涉事者都在以不同方式向外施加着暴力。但另一方面，每一个宣泄暴力的人又承受着病痛，这就使得暴力和病痛成为了孪生兄弟。而看似完全背反的二者之间的唯一关联，就是惊人的谎言。医生杰妮就像一枚嵌入暴力和病痛之间的小楔子，先是成为了病痛的治疗者，后来又无意之间在寻找女孩姓名的过程中做了暴力的承受者和谎言的揭露者，一手造就了医生与病人、医生与施暴者之间显性的不解、矛盾和疏离。
故事就是在接踵而至的暴力之中不断推进。除了这条明线之外，达内兄弟也在整部电影当中布满了暗线。譬如，影片里出镜率最高的无疑是女主角杰妮，而除了杰妮之外，各种电子设备的“戏份”甚至超越了其他任何配角。尽管在之前执导的影片当中，达内兄弟也会选用一些物品（如《罗塞塔》中的靴子）作为贯穿全局的元素加以运用，但这部影片里的电子设备似乎和达内兄弟之前指导的电影中的任何物品都不可相提并论、同日而语：杰妮和手机几乎是形影不离，联系病人、联系社保、联系医生，甚至是用秒表功能计时……只要她一出现，手机必然也会跟着出现，几乎成了她与其他人相互连接的唯一方式和工作生活的必需品；类似地，对讲机和监视器也充当着这样的角色，甚至成为了整个事件中的关键节点。
不过，我们又能明显地看出，以电子设备进行交流是如此间接，如此充满拒斥和疏离的意味，以至于与它们的出现与“治疗”这个必须依靠当面交流才能进行的行动和必须靠望闻问切才得以存在的“医生”这个职业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全片就是从近距离的问与答开始的）。不难看出，手机几乎成了距离与交流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象征，而距离和交流也正是故事的核心命题。通过明暗两条线索，性别间的对垒、国籍间的隔阂、代际间的冲突，甚至血缘中的摩擦，全部迅速有效地铺陈开来，“无名女孩”四个字本身的意义逐渐也得到了深入而广泛的诠释。
《无名女孩》最受诟病的无疑是它的剧作。平庸、无亮点、白开水、没有共鸣、廉颇老矣……几乎全世界评论人都给出了这样的判决。然而《无名女孩》真的平庸吗？“达内时刻”真的不见了吗？其实不然。“达内时刻”始终没有缺席，甚至与十几年前《罗塞塔》中的瓦斯自杀如出一辙——布莱恩的父亲文森特走进卫生间，解下那条象征着欲望封印的皮带，一心想要上吊自杀，却没想到水管因承受不住他的“生命之重”而瞬间崩裂，又或者是冥冥中有一股力量让他必须活下来，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与之类似，片中的每一个微小的决定都改变着故事的走向，每一个难以言说的动作背后，都隐藏着更为巨大的荒谬和痛苦。如此看来，达内兄弟对命运的嘲讽仍然尖利，他们的道德焦虑依旧深重，制造冲突的水平也不逊于从影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那么，“平庸”之论从何而来？到底是什么让人们的观感发生了巨大变化？
公正地说，这样的感受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从达内兄弟创作的特点而言，他们的剧本虽然精致，但从不过于依靠台词，角色的行动一直以来都是判断“达内式故事”走向的关键。《无名女孩》更是如此，它确实有些隐晦——甚至比之前的作品更加隐晦了，太多的情感隐藏在病痛之中，没有像前作一样得到宣泄，太多的曲折隐藏在角色的每一个微妙的动作之中，只能靠更加笃定的凝视和浸入才能捕捉，这对观众的确是个巨大的考验。反面来看，只有观看者的“无动于衷”才能证明，片中的那些谎言不仅骗过了杰妮，更将观众引入对真相完全无知的境地之中。惟其如此，才更加接近“真实”。
而纵观达内兄弟的创作生涯，尤其是最近几年的创作经历可以看出，他们已经不甘于再作双金棕榈俱乐部中的“普通”成员了。从《两天一夜》开始，达内兄弟的主角们就开始由道德抉择的施动者变成了受动方，也因此，他们所关注的不再是某一个人的抉择，而是每一个人的抉择所造成的集体影响。丰富的角色互动让达内兄弟的作品片前所未有地充满流动感和某种民主性，道德抉择所能造成的后果则比以往更加充满不确定性。
这让人想起《两天一夜》结尾的那场投票。现在看来，这样的设置似乎还可以带上另一层意味：也许，投票选举这一行为正昭示着创作者内心的煎熬和矛盾，象征着旧的创作方法与全新戏剧构作的博弈？不过，到《无名女孩》为止，这种踌躇和犹豫可以说已经消失不见了。达内兄弟似乎明确了新的方向，也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叫停“利他”与“利己”的厮杀，但又不让它们握手言和，而是将单一的道德抉择转变为复调式道德抉择，让抉择变成一种传染病，蔓延到每个人的身上；他们所展现的，也将不再是一个人的生存境况，而是将作品投放到更大的视野之中，以此来展现整个社会的风貌。
房车车主对土地的非法占有，文森特一家刚刚脱离酒精的控制有落入过失伤人的深渊，深受童年阴影困扰的实习医生，还有连自己妹妹都不敢认领的无名女孩的姐姐……破裂的阶层和个人被重新拼贴在一起，缝制出一幅令人心碎的小国全景。
这样的构思固然野心极大，风险也不小。毕竟，每个人物的创作空间都因为平均用力而缩小，电影本身也容易因这样的理念而显得缺乏重心。但无论如何，达内兄弟的电影绝不会因此而失去戏剧性和道德冲突：因为真正的冲突将永远在埋藏在人心之中，等待着那些同样焦虑的人们将它挖掘出来。 （文/杨时旸）
杰妮奔走在街头，神情焦虑，她去往一个又一个地方，不放过任何一条细微的线索，作为一名全科医生，在为各种病人治疗的间歇，她几乎成为了一名侦探，只为了得到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的名字。这是达内兄弟备受争议的新作《无名女孩》的故事。相较于之前著名的《两天一夜》，两个故事有着某种微妙的共通——有关一个女性不停奔走、呼吁和沟通。而《无名女孩》中，杰妮的奔走更趋近于为了驱散道德焦虑。
一切起始于无心之举。杰妮诊所的工作异常繁忙，这个小小的诊所要接待各类病人——从无法完全自理的老人，到没有身份尽力躲避去大医院就诊的难民，除此之外，她还需要作为家庭医生经常出诊，更何况还带着一个刚刚毕业的实习生。那天夜里，诊所已经下班，有人在楼下按了门铃，实习生要去开门，被杰妮制止，第二天，警方上门寻求帮助，杰妮才知道，那个被自己忽视的女人被人杀死在不远的地方。
道德拷问降临得突如其来又尖锐无比。其实，无论从杰妮本人的理性出发，还是周遭所有人，包括警方的态度，都认为女人的死亡与杰妮拒绝开门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但是良心的关口并非理性所能解释。她一次次觉得，自己如果应了门铃，一切或许都会改变。这成为了第一层冲突：作为医生，杰妮的天职是救人性命，但这一次，她却让人丧命。这成为了对她个人日常生活和一直守护的价值观的巨大反讽。杰妮是个称职又上进的医生，而那个女孩的死亡成为了对自己的嘲弄。似乎，之前的所有对于诊治病患时的努力都像是职业化的表演，而不是来自于某种内化的道德驱动。
杰妮接下来所做的一切其实同样是治疗——一种对于内心、道德和精神安放可能性的治疗。她所能做的就是为那个无名女孩寻回身份。某种程度上说，对于任何一种外在的、有关他人的寻找，都是对于自己内心某种东西找寻的代偿方式。
《无名女孩》其实隐没着众多深藏的细节。比如说，牺牲。杰妮已经得到了一份非常好的医学机构的工作机会，但是，她选择了放弃，自己接下了这个小诊所的工作，甚至把家搬进了诊所，应付每一次深夜或者凌晨突然响起的门铃。这是最直接的一种赎罪的方式。诊治病患的房间突然变成了囚禁自己的牢笼。而在这之后，很多故事推进的情节其实都暗合着某些社会议题。
杰妮的日常的工作一直是处理各种疼痛、缝合各种伤口，而她开始追寻那个无名女孩身世的过程，也意外成为了一种见证疼痛和企图缝合伤口的行动——只不过是一种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的诊治。她奔走的过程成为了一种重新进入生活，重新进入当代欧洲社会的过程。
温文尔雅的居家男人的嫖娼行为；看似老实的儿子对年迈的父亲暴力相向；隐藏在普通小生意背后的性交易和人身囚禁；中产阶级无聊又安稳的生活内部充满孔洞和疮疤的真相……这一切都一点点在杰妮的寻找之旅中慢慢败露。她没想戳破生活的保护膜，但却意外潜入了生活的内部，某种之前她从未仔细窥探过的内容陈列在她眼前。而这又达成了另外一种心理景观，一种崭新的冷漠，如果说，那一次拒绝在深夜开门是某种完全可以接受的、无意的“冷漠”的话，那么现在，就是一种除却冷漠又真的毫无办法的深重无力感。
杰妮为难民缝合了伤口，但也无法治愈全部伤病；为男人打了吗啡，也没办法让他的腰椎痊愈；那个男孩儿的消化不良永远不恢复，因为她没办法纾解他压抑的心理障碍；而那些濒死的老人，她出了安慰和处方之外，也毫无办法消解他们的恐惧……所以，你会发现，作为医生，她诊治的只能是表面，她缓解了某些症状，但无法剔除病灶，但面对社会疾病，她连症状都无法消除。她只能旁观、见证，然后略过。
身份的焦虑与道德的焦虑一直弥散在整部电影之中，那个前来向杰妮坦陈真相的男人在洗手间用皮带自杀未遂的一幕像是对现实的映射——无奈、憋闷，在道德和诱惑之间挣扎，连解脱都半途而废。
《无名女孩》在达内兄弟的作品谱系之中肯定算不上优异，它的叙述节奏以及那个死者的姐姐动情自述的结尾都可以变得更好。但它像轻盈的一划，还是让人们隐约看到了那些包装下面不堪的内里。
她教女孩们样做一个勇敢的女性，教一名医学生怎样做个合格的医生。 你只是个医生，帮患者治疗疾病大家都会感激你，尊敬你，但如果你妄想以己之力治疗人心挖掘真相，人们会像受惊的野兽对你露出獠牙，人心的道路黑暗而颠簸，前途未明。达文也许是个精明的医生，但她绝不是个“精明”的侦探，我时刻担心着她也会成为一个“无名女孩”。也许是因为她太坦诚了一些，当你也这样要求别人时，不仅幼稚，而且危险。在长长的没有背景音乐也没有剧情进展的时间里，观众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去价值判断。一时的疼痛吗啡和一点药水就可以解决，“但你还是应该去正规医院检查”，医生永远会跟你这么说。这是一场大病，需要长时间地挖掘病因和耐心的治疗。作为医生也怕被反噬，但作为患者，ta更怕医生放弃。 但达文，只有患者主动要求换医生的，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她赌对了。
影片没有刻意地讴歌，也没有现实地批判，没有把主角投射到社会大背景墙上。片中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凶手"，那“受害者“是怎么产生的?如果没有一个自愿发声的个体，"无名"的尸体是否会将永远沉默下去?所谓真相，也不过刻意隐瞒的人心。
《无名女孩》是一部干脆利落的电影，摄影机紧紧跟随阿黛拉·哈内尔所扮演的诊所医生Jenny而行动。某个夜晚，Jenny诊所的门铃被人按响。实习生朱丽安想去开门，Jenny教育他：“我们已经下班一个小时了。”朱丽安坚持：“万一是急诊呢？”Jenny反驳：“如果是急诊，门铃就会响两次。”门铃并没有响第二声，仿佛是在宣告Jenny的胜利，朱丽安愤怒的离开诊所。第二天，Jenny被警察告知，河边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孩的尸体，正是昨晚按响她门铃的人。
Jenny的生活因为这一事件发生巨大的改变。改变的原因，并非来自外界，而是一种自我的道德评判。虽然警察、她熟悉的病人或者同行的前辈，都告诉她并不是她的错，毕竟她不是真正的行凶者，但Jenny依然无法逃脱自己内心的审判。她放弃了原本已经确定的升职机会，决定留守在这个偏僻的高速公路边的小诊所里继续服务社区的居民。甚至，她将家也搬到了诊所，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病人的任何一次求助。同时，她将无名女孩的照片存在手机里，见到有可能的机会就会询问对方是否认识这个女孩。她希望弄清楚女孩的身份，她为女孩买了一块墓地，等待女孩的家人前来认领。
在寻找无名女孩身份的过程中，Jenny不仅维持着诊所日常的接诊，还主动去接触社区内形形色色的人物。无论是日常的病人还是因为案件而出现的陌生人，他们仿佛是一个个横切面，组成了达内兄弟试图呈现的当代法国社会现实中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这些人物大多生活并不富裕，有因为害怕被查护照，在烧伤后也不敢去医院的外籍黑工；有因为患有糖尿病，行动不便而无法自己去社保局处理煤气缴费的独居老人；有因为Jenny拒绝配合开虚假的病假单而愤怒地砸东西的年轻人……Jenny无私地帮助那些需要照顾的病痛中的人们，默默承受那些充满敌意的攻击者。也许是为了赎罪，也许她本就如此。摄影机的移动冷静而客观，但在这种平静之下，我们却总能感受到一些不经意间的温情在陌生人之间流动。达内兄弟成功捕捉到了这种不经意，人与人之间，摒除利益关系后，原始而单纯的善意。
Jenny的奔走有了结果，无名女孩得到了正名。Jenny和“凶手”（并非蓄意谋杀）在诊所的那场对话让人印象深刻。“凶手”因为害怕，而不敢去警局坦白，他大声叫嚷：“我为什么要毁掉自己的生活！”Jenny冷静地劝说：“可是那个女孩希望我们这么做。”“凶手”大声反驳：“她不在乎！她已经死了！”“如果她死了，就不会还在我们的脑海里了。”
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无论社会、规则、法律是怎样的约束，最终，我们都必须面对自己内心的那个私密而沉重的道德法官。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像Jenny那样去面对。片尾，Jenny在知道无名女孩真实身份后，没有感伤，没有悲愤，也没有赎罪后的狂欢和如释重负。她只是默默地走向下一位在候诊室等待的老人，搀扶着她慢慢下楼，走向诊室。黑场。影片结束。
生活还要继续，也许Jenny可以不再梦到那个无名女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