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徒(2011)
简介：
-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香港，刘先生（张国柱 饰）本是一名作家，但“时运不济”不得不靠撰写不入流的武侠小说、色情小说来维持生活，现实与刘先生曾经所追求的人生大相径庭。生活的不得已让刘先生沮丧，以至于日日夜夜买醉而归，试图麻醉自己逃避现实。年纪虽不小，刘先生却依旧浮萍一般没有定性，到处搬家。起初，在他租住那间小屋碰到了仅仅十七岁的房东女儿司马莉(郭善珩 饰)，时常引诱他，被房东发现以后他反被迫搬走。还有更多女人在他生命中进进出出，红颜知己张丽丽(江美仪 饰)，年轻舞女杨露(蒋祖曼 饰)……被色情和酒精麻醉的刘先生该如何自救？
演员：
影评：
- 《酒徒》印象：从小说到电影 舒明
小说《酒徒》首章的开始，文字如下：“生锈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推开窗，雨滴在窗外的树枝上霎眼。雨，似舞蹈者的脚步，从叶瓣上滑落。”小说末章的最后一段，语云：“这天下午，我在日记簿上写了这么一句：‘从今天起戒酒。’但是，傍晚时分，我在一家餐厅喝了几杯拔兰地。”电影《酒徒》的开端与结尾，分别用了一个和两个黑底白字的插入字幕，重现了这些抒情及叙述的文字。
小说《酒徒》末章第43章的开始，提到“窗槛上摆着一只瓷花瓶，瓶里有一朶萎谢的玟瑰花”， “有人曾经用木屐打死墙上的蟑螂”， “阳光极好。几个学童在对面天台上放纸鸢”，以及“麻雀在窗槛上啄食”。在电影《酒徒》里，花朶凋谢、杀虫动作、儿童耍乐和小鸟啄食的情景，全部活现在镜头下。
黄国兆的《酒徒》，是十分忠于原著的电影。刘以鬯的《酒徒》，充满意识流的描写与叙事，以及对中外文学的大量感想和批评，本来很难改拍成电影。但首次执导的黄国兆却大胆集资、于挑战、细心改编与精妙演绎，结果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要改编近300页的长篇小说《酒徒》为约100分钟的电影，必须删去原著的不少情节。把小说改拍成电影，最好选用短篇或中篇，因为短篇容易增补情节及充实内容，例如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娘》(1926)，或契诃夫的《贵妇与狗》 (1899)。中篇的长度亦刚好恰当，例如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1912)。长篇比较适合改拍成电视连续剧。艺术性高的长篇小说尤其难以处理，电影史早已证明，成功者不多，而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有时，不忠于原著的电影因为摆脱了文字的束缚，反易取得光芒。取材于小松左京的手掌小说《殉情》和刘以鬯的《对倒》的《花样年华》(王家卫，2000)，即属此类。
《酒徒》的主人公刘先生是个没有家室的上海人，一位有文学修养的中年作家，十分熟悉现代西方文学。他在香港卖文维生，是个不可救药的酒徒。他被自资创办《前卫文学》杂志的青年麦荷门所敬重，但他写的武侠小说不受欢迎，无奈沦为小报黄色小说的撰稿人。他亦是一个烟民，徘徊于烟酒带刺激性的世界，不断回忆过去、逃避现实与放纵想象。他吃喝玩乐，借钱渡日，和他相熟的女士依次为：旧情人张丽丽，房东17岁的女儿司马莉，徐娘半老的新房东王师奶，为家计被逼下海伴舞的少女杨露，以及误认他为亡儿新民的雷老太。他写的电影剧本被导演莫雨据为己有，得不到三千元酬金的分毫。他因一再入院治理而触怒编辑，连写稿的地盘也失去……
小说《酒徒》的第41章，有这样的一小段：“在我喝下‘滴露’之前，我以为我已失去一切；喝下‘滴露’之后，我彷佛又重获失去的一切。”电影《酒徒》保存了书中不少这类的警句，大部分的精彩情节，近八成的艺术菁华，与作家被逼沦为爬格子动物的痛苦。影片的画面蒙朦，有点法国印象派画的风味；独白丰富，刻划出一个落魄文人的心境；粤话国话交错运用，呈现60年代香港的社会风情。映象与字幕的巧妙运用，亦提供了观影和阅读的双重品尝经验。《酒徒》里抽烟和喝酒的场面之多，更为银幕上所罕见。而这位心地善良的酒徒的内心挣扎，恍如被覆盖在酒杯内的大蜘蛛那样，不管如何努力想脱离困境，也徒劳无功。
黄国兆的《酒徒》，既是诚意之作，也是成功之作。诚意见于编导的执着，磨剑十年，把“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忠实地搬上银幕。成功则得力于众演员 (张国柱、温碧霞、蒋祖曼、江美仪、郭善珩、韦伟、严浩、林超荣等) 的倾情演出，以及后台任务人员 (执行导演陈荣照、美术总监黄仁逵、摄影指导钟有添、剪接雪连、配乐吴杰等) 的鼎力合作。我相信未读过刘以鬯原作的观众，看完电影后会有阅读原著的冲动，而曾经读过该小说的人，观影后也有再一次翻阅《酒徒》的想法。改编香港文学名著的电影不多，而《酒徒》是一次漂亮的示范。
(原刊香港出版的双月刊《文学评论》第10期，2010年10月，第103-104页) - 即使因为醉酒导致雷老太的割腕自杀，不安与愧疚催使他在日记中写下“从今天起戒酒”，刘先生仍在傍晚时分去到餐厅喝了几杯白兰地。这就是酒徒，酒精门下之徒，可这算得上他唯一坚持的操守了。
其他的操守，等下，他有什么操守可言？理想和爱情？
理想的话，以海明威自比的他不是不希望能有出头之日，且以文学之名。
按照原著，刘先生他不仅熟悉并热爱乔哀思、普鲁斯特、海明威，并是一个对五四新文学有自己独到见解的饱学之隐士，绝不单单是一个对西方文学有所了解郁郁不得志而无需同情的半衰老男人。但电影之中能够体现他的才华之处可谓少之又少，无非几个外文小说封面的特写，麦荷门的来信与对话稍能体现，且都以西方文学为主，除了那一尊鲁迅全身像和对《子夜》、《激流》的简短评论，得以让人意识到刘先生或许对五四新文学有所认识，但其深浅如何着实难为观众所能探测得到也。或者是为了不使片子显得沉闷，从而削减了大部分的文学讨论，总之刘先生的文学质素体现如此之单薄也无可厚非了。
他早就明白“文学是一种劳役”，需要“像牛一样默默耕耘”，并以此激励自己与同伴。麦荷门这个年轻人所持有的文学梦想或多或少有一部分是他浇灌出来的，反而到最后是他拔旗撤退了。“编剧生活不安定，奸商盗版成风，政府不能保证编剧的权益，观众水平太低，整个大环境是这样”这是他酒醉迷蒙中阐述没有好剧本的原因，也是他一步步从此端滑向彼端的原因：频繁的搬家和窘迫的生活，花费心血写成的武侠小说被报馆退回更说以后都不采用，交往二十多年的导演骗走他的剧本而无计可施。
“吾意已决，不能继续再做傻瓜，不能挨饿，不能不喝酒，不能因为交不出房租而发愁”，所以一开始还暗想四毫子小说毒害了十七岁少女，到最后为了“谋稻粱”他也下手写《潘金莲做包租婆》这类色情小说。就是这种“不必构思，不必布局，不必刻画人物，更不必制造气氛”的作品偏偏能换取他的房租和酒钱。所以“即使有《老人与海》，谁会欣赏呢？”，他还能说什么？除了心灰意冷。经历过生活与情感上的双重窘迫，非身处其境的麦荷门再跟他讲乔哀思，再跟他讲理想，非但不能激励他，反而只会加深他的挫败感。
摆在桌上的《前卫文学》创刊号简直是对他的极大嘲笑，可惜这个时候他已经看不进去此类“严肃文学”，烦躁之下翻看几下便扔到一边去，还要写潘金莲呢。麦荷门心怀激动电话过来要这位老友提意见，他只能含糊其辞说水准不错。直到最后麦荷门要他提供一些外文材料以供翻译，才道出自己近来根本没有看过文学方面的书。
理发店里，麦荷门说起发行量奇差（果然啊，在香港办杂志，水平不可以超过《青年园地》，否则必蚀）。但马上表决心：只要有一个读者，也绝对要出版。被荷门的坚持所打动，刘先生主动说可以写一篇小说。荷门欣然，又似无意的问起用哪个笔名，已经在报上发了四篇黄色小说“平常的笔名”怎么可以在《前卫文学》上再刊登作品？他愣了一下，怅然，明白两人已是渐行渐远。
海明威，卖掉。 D.H 劳伦斯，卖掉。托马斯·曼，卖掉。加缪，卖掉……十五斤，三十元。卖书的行为彻底抽空了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分外可怜，终于背弃了多年前的自己，此时真乃茕然一身于天地间了。
满腹经纶终化牢骚。
就让理想在酒杯里游泳，就让希望在酒杯里游泳，就让悲哀在酒杯里游泳。
饮酒解不了愁，那就饮滴露吧。自杀未遂的他，答应待他如亲儿的雷老太不再饮酒。在便利店只要了烟，在饭馆只要了热咖啡，可途径舞厅时，约摸是想起杨露，还是折回来又踏进去。琥珀色的液体灌入喉，便开始大段大段回忆：想起上海的初恋，想起她嫁作他人妇时自己醉得不辨方向。女人的脸庞一一闪过，刘先生的哭泣便是这生锈感情的落雨天。
江丽丽看他看得很明白透彻，知晓他的境地，但根本不会出手搭救，因为她最明白什么对自己有利，知道如何说动他，永远自得，毫无愧色。画展中遇到江丽丽，彼时已经升级作太太了，丈夫恰是雇人打他的纱厂老板。跟他结婚？为什么？因为，他有钱，有钱。女人也可以一点一点地摧毁他的信念。他逐渐相信钱是一切的主宰 钱是魔鬼。它的力量比神还大，尤其是在香港这种社会里。
司马莉，这个早熟的十七岁少女，几次三番勾引他，因为迷恋他的文人风度与成熟。或许是将自己当作洛丽塔了，又或许是四毫子小说看多了。喝酒抽烟言语动作挑逗在他看来，统统都是自暴自弃的行径。当司马莉一脸骄傲宣告她十五岁就堕过胎时，看着那稚嫩又显无知的脸颊，只发警告：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头脑太新会危险。
他不会顺势做戏，如司马莉所言，头脑太旧。他憎恶这等不知自爱之人，他憎恶司马莉，怎么可能会因她变身亨博特？
求而不得的司马莉施耍诡计企图迫使他搬家以逼其就范（这又是何等拙劣幼稚的行为啊），由此遇到王太太。对王太太，这个不喝酒也要把酒柜里摆满酒的女人，刘先生并不想多做了解。王太太不了解他的内心，只期望能从外部生活细节温暖他留住他，而这断然不是他所期望的。当王太太得知他是因为武侠小说写不好（不是因为她）而烦恼时明显松了口气：“原来这样”，他不解地反问“你一点都不觉得严重？”
但还是有丰美的吃食，一杯酒下肚，半块肉进嘴，眯着眼从这个角度看擦橱窗的王太太，笑意盈盈回头看他，不是不动人的。那他在想什么？看到桌上玻璃杯中罩着的昆虫最终放弃了挣扎。推开前来扶他的王太太，踉跄走开。
王 太太终究是不懂他的，给他钱，这成什么了？尊严大过天，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必须搬走。可怜王太太寻到他新住处，躺在他床上缓缓解扣子，也无济于事。而刘先生的这番“不作为”的羞辱导致她服了半瓶滴露。
他几乎是把杨露当作爱人了。“在许许多多杂乱的思念中，一个思念忽然战胜了一切， 我急于在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身上做一次英雄”。不同于司马莉，同样十七岁的杨露让他怜惜。他们相处得很愉快，但他已经明白：把她当作妓女，他是英雄；把她当作爱人，他渺小得可怜。所以当杨露提及已经厌倦伴舞生涯时他含糊其辞，立刻转移话题：猫王的歌，薯仔舞，明星，这些统统是安全的话题。杨露说已经爱上他时，他不做回应。
最后一次食饭，杨露说要嫁人了，一个年轻的客人。可之前她都说厌烦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啊，这“年轻”两字犹如两支箭，直射他心，又刺又痛。借着酒意：哦呼呼！来饮酒啦。这时候杨露定是非常厌烦他的，不然不会酒瓶子砸上他脑袋，砸得他脑震荡。
出院后独寻了几次杨露，未果。独自饮酒时一个中年妇女说要介绍女儿给他， 300 块。在门口看到一张怯生生而又稚嫩的脸，推推搡搡间女人把他身上的钱全部掏走。二十岁，第一次，爸爸生病没钱买药，这样老套的回答难以忍受，刘先生踉跄着走了。女孩实际上十五六岁，定是被母亲强逼着接客。杨露找不到，找到江丽丽时听得一句“我不认识他”，回到住处翻开钱盒，只有零钱。却扑去要找那个少女，何必去找她？只因为万念俱灰，才想见见那个比他更可怜的少女。
战争年代折磨人，和平年代也折磨人。导演总在饭局谈笑风生间安排战争的细节回忆，那些血腥残忍的描述映衬着酒馆里的觥筹杯盏，更显得可怖。无论是趴在墙头看到砍头而吓得噩梦连连的小孩还是没了头颅仍在街上奔走的汉子，抑或是竹簧里脑浆横流的级长，身历八·一三和一·二八孤身在香港的刘先生，一生都被噩梦拖着拽着，不得所终。他能去向哪里？谁能为他辩解？
PS.这部电影当真是黄国兆导演为了刘以鬯老先生致敬之作品。观影后，黄导演说只要大家看完这电影心生找来小说看的念头，那，目的就达到了。说起买下这版权10年，筹备下来还未开拍年限就过了，无奈之下找到刘老先生商量，老先生慷慨，说再给5年吧。倒是黄导演非常之不好意思，让一个年逾九十的老人等这么久才看自己作品。
黄导演是个非常真诚的人，不惮于叙说自己的拍片时的窘迫，抵押房子，内景为主，甚至一个演员饰两角（不得不说蒋祖曼的厉害）。自云会有些折扣，但已经很了不起了。诸多感动，不知所表。 - 《酒徒》：从小说到电影 作者：张锦满
黄国兆说他制作《酒徒》这部电影酝酿了十多年。在世事瞬息万变的年头，有人对一个想法坚持十多年而又可以实现，令我敬佩。原来他一早已跟作者刘以鬯签了改编电影版权的合约，并且真金白银付了订金。到合约过了十年期限，他还认真的与作者商讨把合约延期。
当初，黄国兆购买拍摄版权，本来只想做监制。他本想向电影公司推销拍摄计划，然后另找导演。但遇到王家卫后发先至，从刘以鬯的《对倒》得到灵感拍摄了《花样年华》，促使他不能再花时间与电影公司慢慢磨合。他终于自行筹集资金，结合朋友和自己的积蓄，加上艺发局的小额资助真正行动了，而为省时省力，干脆自兼编导制数职，为圆夙愿而开戏。
黄国兆对小说《酒徒》情有独钟，自有其理由。我看《酒徒》，亦感觉趣味充沛，但我所找到的当然有别于黄国兆的。近年我喜欢历史，所以读任何书，也难免从这个角度来看。
刘以鬯在战后、大陆变色时，于1948年来到香港。同期亦有不少江浙文人南来谋生，有一批人可以继续写作并发表，作品汇集起来构建出香港文学辉煌的一页。
当初香港社会的文艺气氛淡薄，这群外来写作人少有文艺同路人，加上语言陌生，自然会感觉孤独、苦闷，这一生活情景和内心世界，本来便是香港生活文化历史的一章，我有兴趣关注，而小说《酒徒》恰是我之喜好。如《酒徒》开首写主角在巴士上看到的街景，正是我想看的，合我口味。（作家高雄以石狗公、经纪拉等笔名写的文字，便多描画、纪录香港生活和社会众生相的细节，我自小便爱看）。
香港文学作品很多，却少有作品描画主流行业人士的生活细节，亦少提到香港历史和社会事件。我纳闷：关于香港日治三年零八个月（从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和两次大暴动（1956和1967），有不少个人回忆录、访问、政治分析报告已出版，但以之为主要内容的文学作品，我孤陋寡闻，未听人讲起。
《酒徒》写60年代香港。那时候香港不像封闭的大陆，声色犬马兴起，舞厅也成为生活文化精采有趣的一隅。刘以鬯当时在香港，《酒徒》内人物和故事，当然有很多夫子自道成份。小说主角爱好中外文学，但找不到同路人和知音，只好向舞女谈文说艺。《酒徒》描述经济起飞前的香港大环境和气氛，南来文化人难展抱负处于困境，因而酗酒和纵情女色。六十年代香港生活中这些重要细节，《酒徒》写出来了，故它成为香港文学经典。《酒徒》具备这些放诸四海而皆理解的元素，必也会得到西方认同。黄国兆告知，小说《酒徒》的法文翻译已在进行。
《酒徒》讲文化人酗酒纵色，情节都发生在室内。一般来说，拍摄室内戏花费较低，所以就算不用电影公司出资，制作者几个朋友夹钱，以独立制作模式来拍摄《酒徒》，也是可能的。世界各国电影大师很多都是拍摄室内戏而建立风格，并登上殿堂地位的。《酒徒》适宜拍成全室内电影，其实正好让导演表现才华。我不知道对电影艺术有研究的黄国兆，长年想着要拍制《酒徒》，是否看中全片场面皆是室内戏这个特色，让他有机会像心仪的大师那样，拍出自己一套风格化的室内戏来？艺术家等候一个表现机会花十多年时间，往往是平常事，过来人都明白此理，并有相近经验。黄国兆此举也可作如是观。
拍室内戏，要对画面经营得很细致，女演员的耳环、男演员的眉毛发脚、一道微弱的黄光、一杯茶的温度，都要经过专人在拍摄现场监控，这样打造的画面才会引人、才会经得起细嚼，才会建立导演风格，才会成为有人津津乐道的经典。这当然要花很多准备功夫和现场拍摄时间，非要大量金钱不可。黄国兆拍摄《酒徒》，资金甚少，所以要以十多个工作天、最快时间完成全部拍摄工作，很难谈得上画面经营。要知道，要重现六十年代的香港，找到湾仔一栋旧楼可以解决戏里多个场景，已经谢天谢地，夫复何求？明白导演的实况，我看到《酒徒》电影画面、镜头运动和剪接、演员表演方式与服装造型，并不那么风格化，便不觉失望。黄国兆并非不能为、不想为，而是没钱为。事实上拍摄《酒徒》也没有必要坚持画面非风格化不可。画面内一切回归平实，颜色近乎黑白的平淡、感觉偏暗，男演员外形和举止稳重而讲话国粤语混杂不清楚，女演员明亮得来并不美艳，剪接和影机移动不多，这些情况所构成的是另一种风格。电影《酒徒》，我觉得像是香港六十年代较谨慎制作的那些电影，幕后工作人员和幕前演员都很努力齐心，循着导演的引导，把小说《酒徒》的内容呈现出来。
电影《酒徒》没有迂回曲折的桥段，亦无引人入迷的情节，看完整部电影不像看了一部戏剧。刘以鬯的《酒徒》是报纸连载小说，近似多篇「数百字散文」的结集。黄国兆忠于原著，他并没有利用原著材料制造戏剧冲突、增加戏剧张力，他要的是老香港的味道，六十年代文人的旧情怀，以及南来文人在香港异乡生活时的内心世界和脑海中的意识流。主角在香港生活，竟会想到小时候在上海、日本军人杀中国同胞的画面，黄国兆的制作各方面都要省钱，但日本侵华的画面他却不肯省掉，令我感动。
美术指导黄仁逵以低花费造出好效果，要记一功。各位演员都表现出色，张国柱演郁郁不得志的文艺中男，入型入格，而温碧霞、江美仪、蒋祖曼、郭善衍等，都在平实装扮中透出肢体诱惑，给人意想不到的另一面。
(原刊香港《城市文艺》第五十一期，2010年10月出版) - 我是個90後，不懂甚麼嚴肅文學，也沒讀過原著，只想談談觀後感。順帶一提，看的是第二次的試映，有幸見到劉以鬯夫婦。
《酒徒》序場就先來一個中年男人的背影，手夾香煙，案上一瓶已凋謝的鮮紅玫瑰，鏡頭緩緩拉後，畫面漸漸朦朧，然後插入字幕：「生銹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煙圈裏捉迷藏。推開窗，雨滴在窗外的樹枝上霎眼。雨，似舞蹈者的腳步，從葉瓣上滑落。」再來一組蒙太奇，節奏明快，音樂令人陶醉，片名字幕淡出。短短的一個序場就為電影奠下文藝腔調和別緻的風格，極富美感的畫面讓人彷彿陷入煙霧中。一段詩意盎然的文字正是小說《酒徒》的開章，為觀眾翻開小說，以影象說故事。
電影主要以獨白和插入字幕表現意識流叙事手法，少用蒙太奇和閃憶，免落俗套。內心獨白除了刻劃主角心境，還呈現了不少主角的童年回憶—零碎的戰爭片段，揭露戰爭留下的的焰印。即使已到中年的劉先生，仍被那些模糊的記憶縈繞。印象中，影片配樂不多，反而予人真實靜謐之感。無奈、歡愉、激情與積累起的情感都在某些時刻以爵士樂渲洩。電影的內景皆精心佈置，呈現香港六十年代風貌。
劉先生煙酒不離手，身邊也總有個女人。多個女性角色，也是本片一大亮點。世故又勢利的舊情人張麗麗，稚氣未脫的「鄰家女孩」司馬莉，寂寞怨婦兼房東王師奶，嫻靜善良的妙齡舞女楊露，以及憶子成痴的雷老太。這些女性讓他沉醉慾望與幻想，得到一點點的安慰，又令他頓然清醒，返回現實。但始終無人能將他拯救，他則繼續被冷酷無情的現實困在洒杯裏，徒然地掙扎。酒比毒藥更可怕，喝下去不是一了百了，而會帶來長久的折磨，酒醒後還得承受無比虛空和頭痛。
「這天下午，我在日記簿上寫了這麼一句：『從今天起戒酒。』但是，傍晚時分，我在一家餐廳喝了幾杯拔蘭地。」他註定是一個不可救藥的酒徒，他的萬古愁也非酒精能消除，那就只好長醉不復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