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狂想曲(1947)
演员：
影评：
《幸福狂想曲》是赵丹抗战胜利后拍的第二部电影。这部片子解放前夕被中电二厂搞到香港台湾去了，解放后，就只剩下一部旧拷贝。现在，恐怕连电影资料馆也没有了，只能在程季华同志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找到一段记载评论和五张剧照。
我开始熟悉赵丹，正是在他们讨论创作这个戏的剧本的时候。拍摄时，还挤进去干了两天每日拿三块钱的临时演员。
当时，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赵丹、顾而已和编导陈鲤庭几乎天天都聚集在编剧陈白尘老师家中，我和刘沧浪这几个陈老师的学生也挤在那里——名副其实的挤，一间二十来个平方的前楼里，除了必备的家具如书桌书架饭桌大床之外，再加上七、八个活人，不挤能行吗？何况赵丹创作的激情一上来是连说带演，根本坐不住的。尽管这部片子解放后几乎没有人看过，我也不介绍它的故事了，有兴趣的可以查阅《中国电影发展史》。
这部电影是在赵丹和鲤庭先生合作拍了《遥远的爱》之后，抓紧时机，利用国民党的中电二厂，趁热打铁，再度合作拍的又一部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进步电影。当时赵丹他们在党的组织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所进行的曲折复杂而又卓见成效的斗争，是一个艺术家对祖国的最可贵的贡献。
《幸福狂想曲》的创作意念最先是由陈鲤庭先生提出来的，受启发于他过去读过的郑伯奇同志的一篇小说《威力博士》，是写旧上海的投机商人与外国冒险家的。从中，鲤庭先生抽出了一个戏剧境遇——“卖假药”，白尘先生以他特有的讽刺喜剧感抓住了这个境遇：“国民党还在死皮赖脸卖假药呢！”赵丹更是兴致勃勃不可抑止，对扮演一个呻吟挣扎于国民党的残酷统治下的小市民，涨满了创作的活力。我还记得他的那股得意劲儿——“要善良，还要自作聪明，要可悲可怜又要自我得意，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逼得他骗人做坏事，而他还是个正直的人……”说着说着，他就进入了角色，脸色不断变化，终于成了个善良正直而又略带诡诈的“小人物”。白尘先生为之捧腹大笑。从此，编导演一齐深深地扎进这部戏里去了，探讨、启发、争论——赵丹争起来的那种认真劲儿常使我这个旁观者担心，怕这些前辈们吵翻了脸。然而更多更不能磨灭的印象是他突然之间，才华横溢地“插上一杠子”，连说带演。片中有一段给人印象极深的，长段的宣传假药的对话，就是被他横一杠子竖一杠子的发挥，再经白尘先生的仔细推敲定下来的。
对了，记得赵丹在戏里还有一段精彩的对话，今后纵然找回《幸福狂想曲》的拷贝，我们也听不到了。那是在卖假药一度获利“成功”之后，赵丹以公司经理的姿态，对“下属”们“训话”，他用的是蒋介石的黄埔系军人惯用的调子，左一个嗯，右一个啊，愚蠢无知而又骄狂恣肆，当时的观众们一听就会明白其矛头所向的。但是这段对话没有了，审察影片后，中电负责技术的一个厂长，一言不发，偷偷摸摸把这一段声带给抹掉了，于是影片上只剩下了音乐，以及赵丹的无声的“训话”了。
——摘自李天济《不思量 自难忘》（《他活着——忆赵丹》，中国电影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