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外的外卖骑手:空荡荡的街头到处都是方向作者:胃是黑洞君编辑:张劳动继《被遗忘的春天》之后,导演范俭联合导演程春霖一起,将镜头对准了疫情下的外卖小哥,在第一现场医院和第二现场社区之外,记录着这个以城为界、电动车上的第三现场。应和着沈苇诗歌的情绪基调,这部短片呈现了一种混糅着不确定性的希冀,并通过外卖骑手老计的生活,表达了一种想穿越时代和个人灰暗的强烈渴求。有趣的是,在与本片同天发布的《人物》特稿《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中,我们看到了骑手群体复杂艰难的境遇。影片中的世界与特稿里的世界存在不小的差异,本片主人公老计也称对特稿内容“感到陌生”。那么,产生如此分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老计因为生意挫败而转做外卖骑手,疫情期间,他每日单枪匹马地穿行于空旷的武汉城中,替那些身体被封闭于社区、精神被焦虑恐惧笼罩的人们采买和运送物资、照料宠物。武汉民众因城市封锁关停所遭遇的现实困境,透过订单被老计用图文记录下来,混合着个人偶尔愤懑、时常温暖而怀揣希望的絮语,被发在微博上。正是这些内容让老计进入到大众视野,并进而被选做骑手代表、赋予“英雄”称号、登上官方媒体。在收获网友和媒体的关注后,使命感也随机遇和名利而来,老计开始分享触底反弹的人生经验,不时用自己获得的影响力为看到的不平之事发声。他的工作内容不再是单纯的送外卖,接受采访、参与电视节目录制等也都成了日常。
城市穿梭中的老计们//////片中,这场人间灾难通过空无一人的城市街景完成了隐形的在场,摄影机跟着老计在超市、药店、社区间进出,拍下他的侧影、背影和一次次放下袋子交付货品的画面。这些装袋、回语音、骑车、开餐箱的动作,在重复中多了一层意义感,让人想起疫情最初的几个月里,虽然不安但总想做点什么的心情。按照老计和其他骑手的叙述,尽管不比救治一线的分秒必争,订单的情况仍是比较紧张急迫的,超时、爆单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影片的剪辑维持了相对平稳的节奏,那感觉就像老计向前骑行的车速。乍看起来,这样的节奏在这场无常中似乎显得有些温和,但当穿着制服骑着车的老计讲到自己总是疏离于世界,无法直接面对无常,唯有将每日的病例数仅仅视为数字才能继续生活时,一切似乎也就解释得通了,这节奏也许是回避中对失序的隐隐抵抗。
老计是个自认清醒、坦言渴望权力、有野心也懂得营销自己的复杂角色。对他来说,这次走红可谓是个体的低谷冲上时代的低谷,在一定程度上“负负”得了正。他是导演选取的“大时代背景下人之机遇与命运”的一例样本。然而,这是一例不完整的样本。令人有所遗憾的是,影片是密集地围绕老计的工作展开的,片子记录了几个月间他的工作样态变化和感受,同他的微博文字相互呼应,但并未深入触及他个人生活的其他侧面,或继续追踪防疫成功后他真实的创业情况,对他身处的骑手群体也仅有短暂的一瞥。由于缺少时代背景下其他不同机遇和命运走向的参照,这段人生故事的切片不免令人有些意犹未尽。当然,话虽如此,身处疫情中心,能够记录这样一个样本,本身已是可贵的坚持。
影像的边框//////作为样本,老计的故事有着浓重的个人属性,他的身份在影像中完成了整合转化,这也使这个人物从骑手群体中脱离出来,成为了一个更加多面的形象。而影片捕捉和展现的素材,是跳脱常规时空的影像片段,同样增加了故事的特殊性。法国电影理论家让·米特里认为影像的边框既是窗户又是画框,一方面遮挡局部现实,完成对真实世界自然的指涉,使观众觉得边框外面也是现实;一方面又对框中的事物进行构型,在创作者和观众的合力下创造出新的世界。本片的确呈现了疫情中一名外卖骑手的日常,让观众窥见了老计生活的一隅,但这不是所有外卖骑手的日常。两个世界的错位,从根本上导致影片文本与《人物》特稿的画风迥异。老计并非没有遭遇过特稿中提及的困境,他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承认这个系统存在问题,但其过往经历所赋予的同理心和骑手生活带来的附加价值,让他站在了接受困境的一侧。
空荡荡的街头,到处都是方向,那方向虽从四面八方出发,却是相互撑扶着朝胜利而奔。那么,当街头不再空荡,方向是否还会彼此支持和包容呢?在骑手群体及其背后平台身处风口浪尖之时,老计本人仍然在微博上坚定地称外卖骑手是个“浪漫的职业”。可事实是否真的浪漫呢?老计说英雄的医护群体精神是富足的,而作为普通人需要在疫情里给自己加戏。疫情中,骑手坚守岗位,送餐送货,给自己“加戏”成为英雄,而用户和社会怀抱感激崇敬之心,实则也是一种“加戏”,都是重获掌控感的途径,是一种塑造理想化印象的倾向。
根据拟剧论的观点,当个体在他人面前呈现自己时,他的表演总是倾向于迎合并体现那些在社会中得到正式承认的价值,而实际上他的全部行为却不具备这种价值。因此,如果说外卖骑手仅在疫情中是英雄,那么残酷地讲,用户的耐心和社会的颂歌,也只是疫情这种特殊情景催生出的一场表演。当布景被拆掉,表演也就停止了。在片中,老计进入东湖宾馆的一幕,已可见端倪,双方的碰撞险些戳破了各自塑造起来的理想化印象,颇值得玩味。而片尾,武汉开始逐渐恢复往昔活力,老计与小青也得以对坐而谈。聊天中,老计称那些担心空气中布满病毒的恐慌民众是缺乏科学素养和愚蠢的人时,想必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本英雄的形象和温情的氛围,令许多观众感到不适。这些矛盾的情绪,恰恰是本片为我们提供的一个有趣视角,让我们在为老计的生活向好发展庆贺的同时,也反思这趟在城市和时代中的齐心穿行,是否仅仅是一场难以延续的浪漫。
本片导演之一程春霖说:拍摄从最艰难的2月开始,断断续续持续到5月,跟着老计的外卖车,我们经历了人生中最为魔幻的几个月。空荡荡的街头,老计在找寻自己的方向,希望终于熬过来的武汉人也能找到。
片子完成时,程春霖写下了这篇手记。
第一次见到老计是在2月初,武汉封城后的第二周,当时我刚从老家黄冈“突围”来到武汉,接到范俭导演的电话,邀请我同他合作拍摄一部关于武汉一位外卖骑手的纪录短片。
我们约在武昌徐东销品茂门口见面,往日熙熙攘攘的商圈,此刻已经成为空城,这是我在武汉生活十几年所没有见过的景象。商场门口的武汉大道上除了偶尔驰过的警车,或者救护车以外,便只剩下去年刚翻修过的柏油路静静地躺在那里。
老计是个“自来熟”,见面还没寒暄几句,便直接进入了拍摄状态,在镜头内外,他都滔滔不绝,我很惊讶于他乐观积极的状态,要知道,在那样一个一切未知的时间点,绝大部分的武汉人都处在一种恐慌与不知所措交织的情绪里的。
彼时的武汉,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老计每天在微博上更新自己的城市见闻,慢慢地,越来越多的网友和媒体开始关注到他。作为疫情期间仍然工作在一线的送餐员群体代表,老计走到了聚光灯下。
武汉虽然已经封城,但是社区并没有进行管控,理论上来讲,市民还是可以自由在市区内活动的。但在铺天盖地的疫情实况和各路似真似假的信息面前,大部分的武汉人仍然不敢出门,于是老计的工作内容从以前的外卖送餐变成了帮人买菜买药。我和摄影师雷钊骑着一辆电动车,跟在老计的后面,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跑超市、药房、菜场,再将满载的物资一趟趟送到各个小区。对于跑腿的费用,老计从来不去跟人计较,一百两百不嫌多,二十三十不嫌少。
在老计的固定“客户”当中,一位叫小青的姑娘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小青是一名数学老师,土生土长的武汉人,跟父母一起住在徐东。疫情初期,她突发感冒,每天咳嗽不停,看着漫天的疫情新闻,小青心里越来越恐惧,她担心自己感染新冠病毒,家里没有药品,不敢去医院,也不敢跟家人说,每天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独自承受心理的煎熬。
偶然在网上看到老计的微博后,小青跟老计私信联系,问他能不能帮忙买药,老计爽快地答应了。第一次跟拍老计给小青送物资的时候,小青都不敢出门跟老计碰头,我们只能把东西放在小青家门口,离开后再通知她出来取。
后来小青在回忆那段时间的经历的时候,说自己当时不敢出门,更不敢与人接触,偶尔需要出门扔垃圾时,就屏住呼吸冲出门,扔完后再快速跑回家里,常常憋得满脸通红都不敢呼吸门外的空气,因为她认为“空气中都充满了病毒”。像小青这样想的并不算少数,哪怕到了现在,疫情过去快半年了,依然有很多武汉人不敢迈出家门,心里的伤口往往要比身体上的伤口要愈合得更慢一些。
随着疫情的加剧,老计的微博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联系采访的媒体也越来越多,高峰期里,老计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应付各路采访,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从一个普通的外卖骑手,变成了国家媒体认可的“城市英雄”。老计说,医生和警察已经是社会公认的英雄了,而作为他这样的普通人,要在这场疫情里熬过去,就只能自己给自己加戏了。他认为自己只是做着最普通的工作,是这场疫情让他变得不普通了。
时间到了2月下旬,武汉管控措施升级,所有的小区封闭、菜场关停,超市只针对团购客户开放,市民的生活物资统一由社区进行采购和分配。老计、我、我的摄影师三人分别住在不同的社区,由于具体的管控措施不同,经常是没法同时出门,拍摄变得越来越困难。老计虽然没有办到“团购证”,但他总能找到巷子深处偷偷开放的市场,像做地下工作一样去帮老客户们购买社区团购无法买到的物资。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经历,如同梦境一般,虽然才过去半年,但真是恍如隔世,相信这也是很多武汉人共同的感受。
随着疫情趋于缓和,市民们的生活也逐渐稳定下来,老计的跑腿单越来越少了,在疫情期间积累的人气和资源让他已经不再需要单纯的倚靠骑手这个身份来生活了,他打算把他几年前做的绿松石生意重新捡起来,同时,越来越多的电视节目录制也成了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了。
在武汉疫情过后的一个月,我们对老计做了最后一次访谈,老计说他最近常常感到纠结,因为武汉人在这场疫情中失去了太多,而他自己,却得到了很多。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小青,街头疾驰而过的救护车,还有小区紧闭的大门,和趴在窗户口“放风”的人们……